汪同三:基础理论研究哪怕往前走一小步也好
作者:    时间:2009-04-02

记者:近年来,运用数量经济方法的文献非常多,相对而言,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显得有些模糊。请问数量经济学是否只具有方法论含义,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吗?

 

 汪同三:数量经济学以其方法特征而命名,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该学科的突出特点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研究对象是纯粹经济学问题,或者说是经济效果问题,有确定的经济内容。这与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相一致,也符合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实际。

通过经济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经济学研究两类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和纯粹经济学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李嘉图最早将政治经济学问题称为分配问题。后来,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含义和结构做了更为深刻完整的概括,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称为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说过,他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方式可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就使得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经济学成为可能。

  

记者: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学派的核心是纯粹经济学,中国数量经济学也研究纯粹经济问题。那么,中国数量经济学是否会被西方经济学所吞噬,这个学科应该如何定位呢?

 

 汪同三:中国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从生产力角度揭示经济活动中支配人与物的规律性关系,从而为生产关系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它不排斥和反对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的研究,自觉地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在研究中自觉地寻找两者的契合点。

 

 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既存在人与物的关系,也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活动同时受两种经济规律支配:一是纯粹经济学规律的支配,二是分配规律的支配。两者含义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数量经济学与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有根本的不同。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中国数量经济学成为吸收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的、有效的形式。

  

由此,中国数量经济学能够为建立统一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记者:数量经济学于1979年正式命名,至今将近30年了。曾见过您非常由衷地庆幸自己深处这个变革的年代,您作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第一批博士,以及这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如何评价近30年来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及其作用?

  

汪同三:中国数量经济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产生以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较大发展。其中,两者相比,后者好于前者,表现出数量经济学有很强的实用性。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通过其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作用表现出来。

  

一是数量经济学通过各种数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如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数理方法及应用,应用经济研究中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及应用,为众多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数量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增长预测与评价、技术进步测算、运用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对策论与信息经济学等,在政府与企业决策科学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记者:我们在经济学论文和专著中,能看到数量经济学方法的普遍应用,但作为一门学科,数量经济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您对研究者们的研究有何建议?

  

汪同三:数量经济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发展到今天,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框架。这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路还很长。下一个阶段,需要攻克一个个专题,全面深入进去,拿出成果。对于个人来说,要根据兴趣和特长,扎实地进行一些专题的理论性研究。哪怕往前走一小步也好!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您有一个很向上的团队。对于今后的研究,你们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汪同三:具体而言,一是继续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开展经济计量学、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基础理论方面,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深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研究,同时结合制度经济学的新进展开展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二是在数量经济学的学科构建中,整合已有成果,形成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专著。三是在CGE模型研究与应用方面,进一步完善数据库,并扩大应用领域。四是在数量经济学理论建设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适时地把学科建设扩展到方法领域。

  

记者:技术经济学在应用研究领域与数量经济学一样,成果斐然。在学科建设方面,技术经济学的现状如何,是否也存在与数量经济学类似的尴尬呢?

  

汪同三:举例来说,为推动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2006年我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重庆大学联合在重庆召开了“中国技术经济论坛2006”,2007年与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联合在徐州召开了“2007年中国技术经济论坛”。两届论坛均收到数十篇论文,但是其中涉及学科建设方面的文章寥寥无几。总的感觉是,技术经济的应用研究发展很快,成果丰硕,需要着力加强技术经济的学科基础理论建设。

 

 记者:技术经济学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是否是由于学科建设滞后?技术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较慢,是否对其应用研究造成影响?

 

 汪同三:毫无疑问,是的。其中突出的表现是,研究成果林林总总,有力度的文章难寻;研究人员成千上万,领军人物难觅。这可以从反面看到基础理论对应用学科的推动作用。我们需要大量综合素质较好的、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才,他们是稀缺的。

  

记者:今后一段时间,技术经济学最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汪同三:突出一点就是进行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这在各学科的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年轻、发展快、尚不成熟的技术经济学,尤其如此。对于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而言,首先要站稳,也就是立起来,树立学科地位。唯有踏踏实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才能推动技术经济学摆脱彷徨,形成独立的个性。其次,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需要博大的理论基础支持。唯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才能促使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出精品。

  

记者:常见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预测,请问您如何预测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汪同三:技术经济学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基础。作为新兴的学科,其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对它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原因很简单:新、不成熟,是它的现在,这样的基础,是不是意味着它进步得会很快、很明显?此外,需求的力量使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目前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在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中,存在并不断涌现大量技术经济问题。强大的需求会推动供给的产生。

 

 记者:您说,技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还很不成熟。那么,整体而言,现阶段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汪同三:首要的是方法论研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对于技术经济学的重要,一方面体现在其学科本身独立个性的彰显,另一方面体现在其应用中的科学性和指导性。一是要深化对技术经济评价理论方法的研究。近年来,项目评价领域出现很多新问题、新特点,应紧密结合评价实践,发展评价理论方法。二是要创新生产率研究理论方法,并在中国经济的实际测算中发挥作用。三是要注重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并形成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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