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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暨理论发展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刘海涛    时间:2009-10-2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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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30日至31日,庆祝《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暨理论发展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民族研究》编辑部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国家民委、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贵州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等单位和部门的近百名专家学者莅会致贺。

  在8月30日上午举行的《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庆祝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民族研究》主编郝时远研究员首先致辞。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处处长王春生,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红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民族所所长、前任《民族研究》主编杜荣坤研究员分别致辞。《民族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主持会议,并代表《民族研究》编辑部向与会者汇报了工作。

  郝时远主编在讲话中回顾了《民族研究》创办及发展的历程,对《民族研究》在遴选和刊布民族研究学术精品、推动我国民族研究事业发展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已到“而立之年”的《民族研究》,在首次由中国承办的2009年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的感召之下,应把握新的机遇,将自身办成有特色的国际学术期刊。他还对学界同仁对《民族研究》的一贯支持表达了谢意。王春生代表院科研局期刊处,对《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表示了热烈祝贺,他肯定了《民族研究》取得的成绩,并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李红杰从个人的角度,谈了《民族研究》对学者的影响。杜荣坤研究员从前任主编的角度,满怀深情地回顾了《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以来取得的成绩,语重心长地对《民族研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建议与期望。

  刘世哲编审在发言中全面总结了《民族研究》复刊30年来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民族研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特色和风格,对来之不易的成绩做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同时也指出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方面,展望了《民族研究》的未来发展。复刊30年来,《民族研究》共出版了180期,发表各类文章2638篇,约2800万字,其中学术论文2225篇。仅据部分作者反馈的信息,近年来,在《民族研究》发表的文章,获省部以上和各层级一等奖的有16篇,获二等奖的8篇,获三等奖的31篇。据相关评价中心及期刊网等数据和资料,近年来《民族研究》在全国民族类期刊中,影响因子始终排名第一,在全国民族类核心期刊的排名中也多次位列第一。《民族研究》还被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评为中国科学权威期刊。自2002年以来,《民族研究》连续获得国家期刊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一等奖以及两个二等奖。

  刘世哲编审还向与会者汇报了《民族研究》始终坚持的办刊原则。第一,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民族研究》在政治上一贯按照中央和社科院的要求,坚持把杂志办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第二,坚持学术质量,注重学术创新。长期以来《民族研究》始终重视刊物的学术质量,坚持把学术质量作为选取稿件的基本标准。在借鉴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观点独到、资料翔实、方法规范、逻辑自洽、论证充分、结构严谨、表述精炼。在过去三级审稿制度基础上,逐年加大了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力度,进一步提高了选稿的质量。在稿件的组织和编排方面,设立专题或固定栏目,集中探讨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举办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对于组织高质量的稿件、制定有特色的选题以及扩大刊物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重研究现实问题。民族是现实的存在,关注现实问题既是学科的要求,也是《民族研究》当然的责任。第四,坚持刊物的学术优长和特色。《民族研究》始终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把民族理论文章放在刊物的首要位置。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民族理论已成为刊物的优长学科,除了发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理论文章之外,近年来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族际政治理论、少数人权益保护等民族政治学方面的文章,拓展了民族理论的研究视域和空间。民族学与人类学一直是刊物的传统学科和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亟需在自己的田野基础上与国际学术界展开互动和对话,近年来《民族研究》大大提高了对田野调查文章的重视,“田野调查与研究”已成为《民族研究》的特色栏目。第五,坚持朴实的学风和严肃认真的态度。30年来《民族研究》在始终如一地追求学术精神的同时,也始终如一地坚持朴实的学风和认真严谨的态度,不炒作,不做表面文章,保持了朴实严谨的风格。

  今后,《民族研究》将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的心态、多元的视角,把握学术前沿和热点,积极培育新思想,促进学术争鸣、理论创新;同时,确立开放的国际化学术视野,拓展海外作者队伍,形成超大范围的学术对话、交流,促进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的全面提高,以使《民族研究》进入世界学术名刊之林。

  会上还放映了专门为庆祝《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而制作的短片。这个短片从影视人类学的视角,借助由照片、文字、诗歌、音乐等编织成的特殊语言,饱含深情地回顾了《民族研究》走过的风雨历程,其中包括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刊名,牙含章先生不辞辛劳;黄静涛、严雄克、杜荣坤、史金波、郝时远等历任主编做了大量工作,余胜椿、邓锐龄、杨文炬、修世华、古清尧、华祖根、刘世哲、李彬等多名副主编、编辑及兼职编辑兢兢业业。短片再现了《民族研究》复刊20年之际,时任国家领导人的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艾买提以及费孝通等的亲笔题词和《民族研究》复刊以来获得的各种奖项。短片最后的献词以诗的笔触再现了《民族研究》的流金岁月,也深情地表达了编刊人对《民族研究》特有的情怀。

  在接下来的自由发言中,曾参与《民族研究》领导和编辑工作的史金波、杨文炬、修世华、马大正、罗贤佑等,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的祝贺与祝愿。何叔涛、陈玉屏、陈庆德、胡岩、龚学增、徐杰舜、丁宏、高永久等讲述了他们与《民族研究》的密切联系和深厚的学术情谊。贵州民族学院院长吴大华强调,《民族研究》能在目前浮躁世风中保持高洁品味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雷振扬指出,《民族研究》只重文章而不论作者身份的选稿标准,值得兄弟刊物学习。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揣振宇编审在发言中认为,衡量一个学术杂志的标准,要看它对学科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培养了多少学科领军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研究》作为一份学术刊物,已成为发现培养民族研究人才、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学术阵地。副所长黄行研究员对《民族研究》在搭建国际交流与对话平台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肯定。最后,郝时远主编对刊庆会议做了总结,对《民族研究》的未来发展做了新的瞻望。刊庆会结束后,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将他们与《民族研究》的学术情意定格于初秋的北京。

  8月30日下午及31日全天,为庆祝《民族研究》复刊30周年召开了理论发展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以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与创新为中心议题,共收到论文26篇,有22名代表做了演讲报告,围绕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彼此关联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关于经典民族理论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教授提出,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是在阶级斗争语境中建构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民族解放之路和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多国胜利”为前提,但历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的途径发展,所以我们在认识民族问题时就应从实际出发。浙江工商大学詹真荣教授揭示了列宁论述民族主义问题的两大特点,即十月革命前,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十月革命后,主张区别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由此,詹教授对“马列主义民族观能不能指导我们解决中国的民族主义”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与会的很多代表纷纷表达了对经典民族理论的再认识与深入反思。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列宁的经典民族理论并未过时,对我国今天的民族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学者指出,我们对经典民族理论的解读存在着断章取义等偏差和问题,而不是经典民族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和因时制宜。

  关于热点学术概念的反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叶江教授从汉语“民族”概念的模糊性、斯大林论述的“民族”概念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12条”论述的“民族”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以及“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等角度,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深入诠释,提出须把复杂的“民族”概念明晰化、简单化。中国政法大学廖敏文教授指出,英语世界中不同学科话语和语境使用了不同的词语来表示中文的“民族”概念,她还对国际人权法上表达“民族”概念的法律用语进行了辨析。云南民族大学何叔涛教授通过对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共同地域与历史渊源的应有含义及其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对2005年中央有关“民族”的全新表述做了论证与反思。广西民族大学龚永辉教授通过对我国三十年“民族问题”概念之争的回顾与反思,揭示了“民族问题”概念发展变化的特点。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以汉民族的“民族过程”为例,认为“从多元走向一体是民族过程的规律”。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副教授揭示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后苏联时代俄国文化转型中扮演的角色,以俄罗斯为个案具体诠释了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大学钱雪梅副教授对国内外学界有关“分裂主义”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若干思考,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建樾副研究员通过辨析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政治理念,通过揭示从承认政治到族际政治的新的阐释路径,对多民族社会之中有关“政治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深入剖析。王建娥研究员以现代土耳其民族建构、中华民族建构为例,阐述了“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念及其实践的历史演变,对“现代国家建构”中同质化向多元化转变的不同建构实践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多元化建构模式中的民主本质。

  与会代表们还就“土著民族”、“原住民族”、“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等其他相关的热点学术概念展开了深入讨论与辨析,广泛交换了意见。

  关于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希恩研究员通过对“中国民族理论”内涵的剖析以及对“中国民族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的考察,揭示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以及在此影响之下中国民族政策制定的特点,即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确有前苏联的痕迹,但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斯大林理论”和“苏联模式”。“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始终走的是中国化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一直在“努力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央党校张建新教授阐述了21世纪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在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中,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集的新视域中,在科学发展观的语境中,拓展和提升民族理论研究,在民族问题研究方法的不同层次上实现新的综合。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红杰谈了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方向性问题。他指出,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各民族诉求之间的互动与磨合问题,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各民族之间的“公平”与“正义”等问题,要在民族问题认识和处理上把握好“价值导向性”、“一般事务性”、“未来整合性”三大特点。中央党校龚学增教授总结了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几个具体的问题,如全面总结和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和工作实践,进一步加强藏汉关系、维汉关系的研究,加强影响民族团结的民生问题的研究,加强青年和知识分子民族关系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熊坤新教授就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面对拉萨发生的“3·14事件”和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中国民族政策需要反思,需要正确看待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此外,云南大学周平教授还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指出我国认识和研究民族问题所用的概念工具、选择的立场、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都需要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调适,而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也是反思我国民族和民族问题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西南民族大学来仪教授从哲学层面对我国民族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还就中国的民族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执行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简单化”、过于看重“民族间差别”的倾向,缺乏对少数民族享受平等权利与应尽平等义务的统筹。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本质上是“民生”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发展来解决,即“发展才是硬道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还需要在公民社会建构中加以解决,需要在由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转型中进一步理顺。

  关于中国民族政策及实践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朱伦研究员对“民族自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民族自治”设想产生的背景、“民族自治”实践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在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社会条件下,民族自治不仅是一个无以证实、而且是一个可以多方证伪的虚议题”,“民族共治”理念才能“保障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民族共治体现了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条件下的民族政治理性”。天津师范大学常士訚教授从我国中央政府(统一)和自治地方(自治)两个基本点入手,就协调二者关系的机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同时介绍了目前国外与国内族际协商治理的诸多经验,论证了协商治理在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学理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唐鸣教授着眼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政治民主与国家统一之关联的角度,对如何将我国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民主权利有机整合到国家体制之中进行了阐述。中央民族大学关凯副教授通过对建国60年来我国民族政策演变的分析,说明我国的民族政策已历经了三次战略转型,指出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民族政策在设计上的有待完善之处,并对如何在保证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前提下尽快实现我国民族政策的第四次战略转型进行了目标上的瞻视。

  在对我国民族政策及实践进行反思的讨论过程中,与会的其他代表也纷纷做了即席发言。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的民族政策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有学者援引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对拉萨发生的“3·14事件”和乌鲁木齐发生的“7·5事件”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的民族政策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也有学者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民族政策制定及实践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应充分肯定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不应因个别突发事件的出现就全盘怀疑我国的民族政策,应从政策的落实、执行与贯彻的过程之中找原因。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需要调整,但必须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原有的制度资源,不能另起炉灶。民族政策的逐步完善与国家的统一完整、长治久安是互相依托的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有学者还就民族政策反思过程中的不同价值取向(民族取向、国家取向)进行了深入解析。还有学者就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不少代表还就常士訚教授提出的协商治理模式、关凯副教授提出的战略转型做了积极回应。

  研讨会分别由郝时远研究员(8月30日下午)、朱伦研究员(8月31日上午)和周平教授(8月31日下午)主持。郝时远研究员指出,民族理论创新离不开民族理论的反思;民族理论创新不能忽视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资源,尤其不能忽视历史的视角。研究民族理论问题,必须体察它的历史背景。民族理论的创新,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朱伦研究员认为,正确解读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我国民族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周平教授强调,在民族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政治学等其他学科能够提供新的视野。报告者的发言、主持人的评议、与会者的回应,使研讨会高潮不断。尽管大家在一些具体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等基本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发展来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及民族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实践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这也是本次民族理论发展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的基本共识和结论。

  研讨会期间,代表们还就民族理论研究的方法创新及学科建设各抒己见,就目前民族理论界关注的其他相关热点,如怎样看待互联网中出现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即民族问题的制度外表达),如何评价国家为保护少数民族平等权利提供的优惠政策,如何有效加强国家和地方民委在民族事务中的管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为这次研讨会增添了不少亮色。

  (作者刘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  

  〔责任编辑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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