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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心理健康解读
作者:潘启雯 李春艳 陈静    时间:2009-07-17 12:07
 近些年来,高校学生、教师、科研人员等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发生“自杀”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工作、家庭、情感等方面的压力是影响知识分子心理健康的直接因素。一项针对北京市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北京中年高级知识分子感到有工作压力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人群近30个百分点。“在强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工作回报过低与潜在价值观的矛盾导致这些人不断透支生命。‘过劳’已经成为威胁我国人才身体健康的重要杀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娄伟介绍说。

  七成知识分子心理健康亮“黄灯”

  “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多年前的58—59岁降至调查时期(1996—2006)的53—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娄伟在《中国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研究》——这份他追踪了10多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报告中,给我们展示了令人震惊的知识分子心理健康调查结果。

  娄伟指出,目前存在“心理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分布在科研人员、媒体从业者、教师和白领阶层等人群之中。特别是在沿海相对发达城市,“过劳死”问题更为突出,并呈现出向低年龄层次蔓延的态势,“过劳死”已经向七成知识分子亮起“黄灯”。

  相关专家也认为,这种危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的心理要求超出了现实的能力。它是一种由于情感上的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包括身体、心理、感情等方面都处在耗竭状态的体验。“过劳”的出现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症状,包括躯体上的耗竭、情感上的无助无望、幻想破灭、自我否定,对工作对他人以及对生活本身的否定态度,这表明压力已超出个体的极限,导致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在知识分子的所有心理困惑中,“过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还有职业枯竭、焦虑、抑郁等,由于工作压力而导致家庭解体、情感破裂,这种恶性循环更加深了他们的心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樊某先是在基层工作,后来进入高校当老师,因为自己是好不容易才留在北京的,所以倍加珍惜现在的机会,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压力也随之降临了。在樊某这个年龄段,许多同事已经是教授,而且著作等身了。为了写论文、弄课题,他几乎用上了所有业余时间,明明知道身体很重要,但他几乎抽不出时间放松。每天他要接送孩子、备课、指导研究生论文、准备申请科研经费,同时他还担任着系副主任,有许多会议要开。茶慢慢浓起来了,烟雾也逐渐弥漫起来——他每天靠喝茶和抽烟来“麻醉”自己,为的是晚上妻儿安睡之时,还能保持一份清醒。长期保持每天工作时间14、15小时以上,本来还算健壮的他,慢慢头顶秃了、肚子鼓了,许多学生和同事见他都直言:“你有点老了。”

  樊某的状况,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很典型,长期处于这样的生活状况,要想保持心理健康,并不容易。

  知识分子为何疲于奔命

  据记者了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对北京市的2500位中年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的调查显示:有83.3%的被调查者有工作压力,没有压力的仅占16.7%。而普通人群的工作压力是53.6%。至于工作压力程度,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中压力很大的超过40%,普通人群是30%;而感到压力程度很小的,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为2.7%,普通人群是5.2%(接近知识分子的2倍)。但50岁以上人感到有工作压力的比例要明显低于45岁到50岁的人。

  知识分子的工作压力源有多种,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工作负荷、人际冲突、职业前景等都是让他们难以“平心静气”的。

  “目前大多数知识分子主要面对两大致命转型: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随着改革和就业压力的增大,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这个年龄层,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疾病发生的危险时期。”娄伟如是说。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高峰强指出,过去30年里,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长寿,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但比起上一代人,知识分子们的生活似乎更加压抑,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诱惑更多了。疯狂购物、休长假,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其实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即回归简单生活。

  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病科主任医师屈英认为,压力大与社会的发展、当前的环境有直接关系。任何年代都有压力,知识分子的忍耐力强,追求一些东西很执着,心理冲突比普通人要强烈一些。以前的知识分子大多只专心钻研学术领域的问题,很少关注外界。现在的竞争随处可见,要发表文章、争取科研经费、评职称等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争取,甚至要借助人际关系,这都是他们的弱项。

  另据记者调查发现,在知识分子中,新闻工作者是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任务重、亚健康分布密集的人群。一家门户网站针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68.5%的人每天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60.5%的人没有享受国家规定的每年一次的公休假,59.5%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单位组织的疗养或休养,而生病时有44%的人照常上班。“过劳死”正严重威胁着他们的健康。为何如此疲于奔命?北京某主流报纸编辑小魏通过MSN聊天工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可谓忧心忡忡:“现在的新闻出版单位大多都是采用聘用制,老板只看能力不看学历,我们这些博士生和那些本科生可以说没有什么区别,不玩命,回头就被炒了,以后怎么办,喝西北风去吗?”高峰强也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面临的残酷竞争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平时做不完的工作让知识分子们陷在亚健康的沼泽中无法抽身。

  一位海归学者也这样感叹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娄伟形象地解释道:“‘白骨精’(白领、骨干和精英)是‘过劳死’频繁光顾的对象。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人们不断地透支健康。徜徉于夜幕中的都市,工作场所的灯光似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往往伴着夕阳、迎着朝霞。”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和精神紧张,让大多数知识分子长期处于无规律的生活之中,更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去锻炼,身体的“亚健康”几乎就是常态。

  为何不愿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

  压力无处无时不在,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重压下被逼无奈的知识分子们是否有发泄释放不良情绪、解除心结的渠道呢?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人们一旦遇到诸如情绪低落、情感挫折、环境不适等心理问题,首先就会想到找心理咨询师。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医生郭红利介绍说,美国人把接受心理咨询看成像吃顿麦当劳那样自然、简单。“美国成功人士的臂膀是靠两个人搀扶的,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心理咨询师。据统计,每5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名心理咨询师,30%的美国人定期做心理咨询,80%的人会不定期去心理诊所。”

  但中国人似乎不太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很多人反而认为,心理问题是个人性格软弱或意志不足的表现。“我觉得对大部分人,特别是有心理问题的知识分子来说,费用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还在于观念。一些病人在外面都表现得很坚强,觉得做心理咨询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根据我们的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也就是说,因为观念和文化的影响,大多数心理患者仍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郭红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接受心理咨询、治疗的根源。

  高峰强也认为中国的“白骨精”们有心理问题,不愿接受咨询、治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联系。他说:“中国人的情绪是受到他人评价和环境影响的。譬如人们说不能‘忘乎所以’,意思就是不要太喜形于色,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压力。所以中国人的‘快乐’和‘骄傲’都不好表达,只能尽力掩饰。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轻松。这种文化限制了中国人感受快乐的能力。久而久之,内心缺少真实快乐的体验,抑郁就会越来越严重,成为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造成更大的危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很多人,特别是那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心理方面的问题,心理问题往往最后通过躯体症状表现出来。”

  国外大多数知识分子习惯于向心理医生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但含蓄内敛到家的中国人更乐于在深夜拨打电台的情感热线,聆听几句“励志真言”,而不是找一个心理医生直接“PK”。

  高峰强认为这种现象还将持续:“抑郁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结果是大家越来越怕。过去我们是不知道自己会有情绪病,到后来,又不知道情绪病是可以医治的。现在,我们会承认自己有压力,但又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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