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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思考
作者:方 巍    时间:2009-07-17 12:23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发展的简要回顾,从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两方面评述了青年研究的学科化现状。研究认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的标志,应该是独立研究对象及其知识体系以及方法论的确立;不论是青年学还是青年社会学,目前仍然处在科恩所说的前范式阶段。文章从知识体系方面对西方学术成就的借鉴、经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及研究队伍的整合等方面阐述了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看法。

 

关键词:青年研究;青年学;青年社会学;学科化

 

中国的青年研究,或曰将青年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也就是说将青年作为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尝试,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尽管人们对20年前那场以"创立新学科"、"构建新体系"为特征的"青年......学"热潮有着不同看法(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谢昌逵:"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反思",《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沈杰:"中国青年研究的发展走向",《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3期),但是,这一现象无疑显示了青年研究学科意识的觉醒。然而,青年研究学科化20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不平坦,甚至在青年研究阵营内部也充满了争议(邝海春:《困惑的新生代--现代青年社会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黄海:"田野、叙事和结构:青年研究的人类学进路--建论青年研究从对策性到解释性的转型",《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试图通过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不同取向及其争议的评述,从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两个方面说明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知识体系的学科化:综合或现有体系的运用

 

在这一部分,我将首先简要回顾青年研究,特别是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分析其理论体系,借鉴其他学科,包括国外青年社会学的学科化尝试,指出青年研究在知识体系学科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1.青年学与青年社会学的发展和争论

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学科化的起步,与文化大革命后社会对青年和青年问题关注的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谢昌逵:《改革开放中的青年和青年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黄志坚:《青年学新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面对十年动乱产生的各种青年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提出了要将青年工作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的要求(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青年自身在经历了迷茫后也开始了人生的反思(参见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作为对这种现实的回应,1979年团中央研究室创办了《青年研究》杂志;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青少年研究所,《青年研究》随之移交青少所主办(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青年研究》的诞生,一方面可以认为是青年研究学科化尝试的开始,另一方面也以其主办者的变更为标志,逐渐形成了以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为代表的两大分支。

早在1980年组建青少年研究所时,我国青年研究的前辈张黎群便立志攻克青年学这座科学堡垒(张黎群:《一本未写完的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陈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唐若昕也先后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建立青年学的目标(陈群:"时代的迫切要求:建立'青年学'",《青年研究》第21期,1980年;唐若昕:"青年学--一门正在兴起的新学科",《青年研究》第21期,1980年)。此后,罗马尼亚学者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出版(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高校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设青年研究课程,由此激发了青年学的发展(参见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黄志坚:"青年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3期),涌现了一大批著作和教材(谷迎春、杨张乔:《青年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邱伟光、罗洪铁:《青年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黄志坚:《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金国华:《现代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金国华:《简明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金国华:《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版;邹学荣:《青年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版;吴焕荣、刘向英:《青年学与青年工作》,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熊建生:《青年学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及其对青年研究的介入,青年社会学也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出版了大批论著(甘永祥:《青年社会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费穗宇等:《青年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平章起等:《青年社会学》,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邝海春:《困惑的新生代--现代青年社会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邢国海、张福生:《青年社会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印、郑银平:《现代青年社会学》,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谢维和等:《当代青年社会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张锦高:《青年社会学》,地址出版社1996年版;刘慧晏:《当代青年社会学》,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方巍等:《青年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中的青年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尽管其研究对象都是青年,许多研究和综述也很难绝对区分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沈汝发、陈昊:"我国青年学元理论研究述评",《青年探索》2002年第5期;沈汝发、陈昊:"我国青年学元理论研究述评",《青年探索》2002年第6期;黄志坚:"青年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3期;谢昌逵:"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反思",《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但两者之间确实有着不同特点,并不时在学术界引发争论(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对此,国内较早,同时也是比较系统的表述,可能反映在邝海春的《困惑的新生代--现代青年社会学》一书之中。作者认为青年学缺乏严密的科学体系,在方法论上不是进步而是向古典哲学研究方法的复旧(邝海春:《困惑的新生代--现代青年社会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从表面看,论战的焦点在于有没有必要建立青年学,青年社会学是否可以满足青年学所要承担的研究任务,但深层问题还是在于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如何成为可能,学科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2.学科化的两种体系结构取向

如果考察已经出版的一系列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研究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学科化取向。其中青年学更强调青年研究学科的综合性、独立性,而青年社会学则似乎更倾心于应用社会学的体系来研究青年问题。

马赫列尔在其《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一书中指出:"青年学应该超越单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性质,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把青年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揭示青年的本体存在的独特性、青年的人的本质以及青年的具体历史实体的多样性。"(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与这种观点相一致,国内学者也十分强调青年学对青年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综合研究(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例如,黄志坚认为,青年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作整体研究的科学。它以青年的本质,以及青年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揭示青年身心发展规律、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的特殊需求发生与引导的规律" (黄志坚:《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在其内容结构上,通常首先是关于青年的本体论思考,然后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概述青年与青年现象的各个方面。例如,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便将青年学的理论体系区分为青年和青年的本质、青年的身心发展、青年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青年特殊需求的发生与引导等四个部分12个章节(黄志坚:《青年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邹学荣在《青年学概论》中,也将其体系分为本体篇、社会篇和教育篇等三个部分14章内容(邹学荣:《青年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与此不同,青年社会学更注重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诠释青年现象。例如,费穗宇等将青年社会学视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认为"它研究社会整体与青年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行为及社会现象,并揭示其内在的机制及其必然的联系,它始终把青年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费穗宇等:《青年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在内容体系上,该书包括青年社会学的性质、对象和研究方法,青年的社会化,家庭与青年,学校与青年,青年的社会群体,青年的社会需求,青年的社会交往,青年与社会职业,青年的社会劳动,青年的社会流动、青年的社会创造、青年与文学艺术,青年的消费,青年的闲暇,青年的恋爱婚姻问题,青年犯罪问题,青年的其他社会问题,青年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教育,青年的社会控制,以及青年与社会未来等22个章节。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在理论体系方面的差别以及各自在学科化方面的成绩呢?为此,我们不得不追溯到学科确立的标准问题。

3.独特的研究对象及其知识体系的确立

1962年,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在其被称作代表作"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辟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金吾伦:《译后记》,载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20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库恩在该书再版的后记中指出:"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尽管库恩自始至终没有对范式一词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是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认识到,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相互区别的标志。借此,我们可以认为,范式的确立是学术研究相互区别、学科诞生的标志。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范式呢?巴顿(Michael Patton)认为,范式便是"世界观,一种一般的视野,一种化解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式"(Patton, M. Q. Paradigms and Pragmatism. In David M. Fetter man e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The Silent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8. pp. 117-137)。里茨尔(George Ritzer)对范式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范式便是一门科学关于研究题材的基本形象,它的作用是确定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及其提问方式,以及获取答案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规则。范式是有关一门科学的广泛的共识体系,起到区分不同科学共同体的作用。"(Ritzer, G.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10. 1975. pp. 156-167)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学科的诞生既包括对研究对象独特的认识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同时也包括对于研究对象独特的概括抽象方式的诞生,并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据此,本文将分别从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两个角度来考察青年学和青年社会学的学科化进程;在这一部分,首先分析青年研究上述两种取向的知识体系的范式确立状况。

笔者以为,马赫列尔其实是将青年学"作为一门统一的青年科学和哲学"(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来建构其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纵观国内青年学关于青年研究的理论体系,谷迎春和杨张乔基本也是按照这一思路来建构青年学学科的(谷迎春、杨张乔:《青年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建立区别于其他学科青年研究的范式,在概念和理论体系上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汇集,或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拼盘"(黄志坚:《青年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尽管青年学的学科化尝试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这种青年研究导论性的教材对于有关专业的教学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学科化方面依然有许多路要走。青年学提出青年研究跨学科、综合化的目标无疑是有意义的,在学理上也有着其可能性,但是目前青年学则仍然处于库恩所说的前范式时期(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按照这一标准,青年社会学的学科化同样也处于前范式时代,国内学术界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与青年学相比,尽管青年社会学依附于社会学的体系,在关于青年的研究过程中能够自如运用母体的概念和理论,但其理论取向仍是关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这在《青年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中的青年与社会》一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自觉,该书的编写思路便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分析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方巍等:《青年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中的青年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本文上面提及的其他一些青年社会学著作在学科化探索方面成就突出,但依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范式。西方一些学者在青年社会学学科化方面的尝试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借鉴。

就我掌握的资料,目前西方学术界以青年社会学命名的著作,其实都是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著作(Arnold, D. O. The Sociology of Subcultures. USA: The Glendessary Press. 1970;Silverstein H. The Sociology of Youth: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3; Frith S. The Sociology of Youth. Causeway Books. 1984;Pandey, R. The Sociology of Youth.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84),也就是说,西方20世纪70和80年代的一批青年社会学者,是将青年亚文化作为其学科化的基石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没有重复社会学的研究体系和框架,而是选择了青年向成年转折作为研究对象,将青年文化视为青年实现人生转折的手段,认为青年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价值规范、态度和行为规范,为青年在变革过程中提供安全感,为处于被动境况的青年提供自尊(方巍等:《青年社会学--社会学视野中的青年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然而,正如国际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RC34)前主席海伦娜(H. Helve)指出的,青年亚文化并不代表西方青年社会学的所有取向;近年来另一重要发展便是成年转折理论的崛起(Helve, H.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of Youth Research.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Youth Issues, Macao 6-7 December 2005)。人生转折理论借鉴角色理论、社会压力研究的成果,着重从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研究青年。其中群体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转折的发生时间、序列及其人生过程标志的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研究则重在探讨某一时刻的转折对后继人生过程的影响(George, L. K.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ife Transi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9. 1993. pp.353-373)。尽管西方青年社会学在学科范式的确立方面也仍有欠缺,但是他们的尝试及成就无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借鉴。

  

二、研究方法的学科化:定性、定量或第三条道路

 

与概念化和理论体系类似,青年研究在方法论的学科化方面同样也任重而道远。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在简要讨论思辨方法和经验方法作用的基础上,回顾定量和定性方法在青年研究中的运用情况,分析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方法论背景,以及综合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并指出运用定量和定性方法进行青年研究存在的偏差。

1.思辨与经验

人类知识的获得可以借助思辨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经验的途径。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思辨方式是纯粹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概念和理论的思考,而经验方法则通过实践或通过观察体验而获得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思辨方法的历史源远流长,而经验方法则是随着近代科学传入我国才逐渐发展起来。在当今国外的学术研究中,思辨方法和经验方法俨然成为哲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来源的重要区别。与国外的学术研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仍然比较重视研究的思想性,而不满足于仅仅进行某一结论的经验验证。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思辨和经验研究各自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思辨方法获得的知识和思想,尽管并不能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各种层次的理论,但是它对于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而一旦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明,它对于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也不可低估。但是,作为对社会各个层面、各个层次规律的揭示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尽管目前仍然无法达到自然科学那样高度概括的程度,仍然应该坚持经验的方法论取向。由于青年学究竟是属于哲学还是社会科学目前在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笔者也没有深入研究,本文下面主要就青年社会学研究方法学科化,也就是经验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2.定量与定性

笔者以为,中国传统的青年研究方法是定性(Qualitative)研究(至于具体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将在后面详尽讨论)。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定量(Quantitative)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注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定量研究方法在青年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主导地位,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重点项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青年的价值观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组:《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北京出版社1993年年版)。90年代之后,定性方法开始在青年研究领域得到发展,其中有重要影响的,有黄海有关中国青年街角社会的一系列研究(黄海:"'街角青年'与社区青年工作--对湖南省长沙市某区一'街角青年'群体的调研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04年第11期;黄海:"解密'街角青年'--一种越轨社会学和亚文化理论的研究",《青年研究》2005年第2期;黄海:"解读'街角青年'--一个亚犯罪青少年群体的前期生态调查与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年第2期;黄海:"解析'街角灰色社会'--以湖南长沙某区'街角DY帮派'为实证分析对象",《青年探索》2005年第6期;黄海:"'灰色街角社会'的逻辑演绎和路径依赖探析--对湖南长沙某'街角青年群体'的实证考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应该说,这两种研究取向一直延续至今,成为青年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主要形式。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两种方法的长短,是否还存在定量和定性方法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顾定量和定性研究产生的方法论背景,即社会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本体论的核心问题表现为社会究竟是客观的还是建构的,是独立于社会主体的外在实体还是由社会主体的感觉和行动建立的。认识论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才能获得对社会的认识,或者说什么是某一学科认可的知识。它的核心是,认识社会世界的原则和方法与认识自然世界的原则和方法是否相同(Bryman, A.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近代经验论的代表是英国哲学家洛克和休谟等,他们的基本观点可以喻之为白纸说,认为知识的根源是经验(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实证主义认可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分析原则,并将其视为知识的最高形态或者说是惟一真正的科学形态,坚信经验主义所代表的科学方法能够,并且应该被运用于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以此为原则。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尽管广义上它们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是不能完全简化为无生命的世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人文主义提出了与实证主义不同的社会研究原则。人文主义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类具有自我意识属性,可以对自我及其相互关系和社会情境进行反思。人类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它是由语言、反思性思维以及相互交流构成的世界(Benton, T. & Craib I.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PALGRAVE. 2001)。由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对象是客体的意义世界,因此,人文主义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借助移情的方式,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去观察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也不是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而是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同样是人类社会现象,实证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外在行为,而人文主义研究的则是具有主观属性和意义的人类社会行动(Bryman, A.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由于定量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与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文主义则反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因而学术界对于定量和定性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存在着大量争议。其中一种看法从方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定量和定性方式分别体现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因而要想更好地反映社会研究的本体特点及其认识规律,就必须在定量或定性研究方式上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Bryman, A. The Debate abou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 Question of Method or Epistem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5. No. 1. 1984. pp. 75-92; Bryman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ir Integration. In Julia Brannon ed. Mixing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lders hot: Avebury. 1992. pp.57-78 Morgan, D. L.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pplications to Health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Vol. 8. No. 3. 1998. pp.362-376)。第二种看法主张方法多元化,认为研究范式不同于具体研究方式、方法(Guba, E. G. & Lincoln Y. S. Do Inquiry Paradigms Imply Inquiry Methodologies? In David M. Fetter man e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The Silent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8. pp. 89-115;Brannon J. Mixing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ldershot: Avebury. 1992),而且具体方法的选择还往往与具体研究的问题相关(Brannon, J. Mixing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lders hot: Avebury 1992;Bryman,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ir Integration. In Julia Brannen ed. Mixing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lders hot: Avebury. 1992. pp.57-78),不赞成两种方法势不两立,主张定量和定性研究方式和平共处,甚至在一项具体研究中实现不同程度的结合46(参见方巍:《社会研究方法及其选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2005年)。与此相应,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综合性方法的呼声和影响日益高涨。

3.综合性方法的崛起

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坎贝尔(Donald Campbell)等人的三角测量检验方法(Jick, T. D. Mix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riangulation in Ac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24. 1979. pp. 602-611;Morgan, D. L.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pplications to Health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Vol. 8. No. 3. 1998. pp.362-376)。三角测量的概念源自于航海和军事领域,指的是测量者借用三角几何的原理,通过两点的位置测定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第三个点的位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三角测量指的是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更准确地确定研究对象,认为由此可以排除方法的误差,从而更为准确地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Jick, T. D. Mix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riangulation in Ac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24. 1979. pp. 602-611;Singleton Jr. R. A., Straits, R. C. & Straits, M. M.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除了三角测量的检验作用,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属性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研究方式方法的特点,也决定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不同用武之地。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有如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某些客观存在性,同时不可回避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不研究人行动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仍然处于前范式的阶段,无法对方法论涉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做出高度抽象的、统一的概括。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简单地排斥实证主义或人文主义、定量或定性方法,相反还应该从具体研究要求出发,取长补短,更好地实现研究目的。也正因如此,多元主义的综合研究方法目前愈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关教材也不断涌现(Brannon, J. Mixing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lders hot: Avebury. 1992;Bryman, A.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布莱曼(A. Bryman)曾经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多元研究方法,包括定量研究相对于定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定性研究相对于定量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定量和定性研究并重等类型(Bryman, A.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Unwin Hyman.1988)。摩根(D. L. Morgan)则按照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取向在具体研究中的地位和先后次序关系,区分了定量和定性研究四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即定量研究为主、先定性后定量的方法,定量研究为主、先定量后定性的方法,定性研究为主、先定量后定性的方法,以及定性研究为主、先定性后定量的方法(Morgan, D. L.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pplications to Health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Vol. 8. No. 3. 1998. pp. 362-376)。这一发展应引起青年研究界的重视。

4.有关定量和定性方法认识的偏差

从方法论角度考察目前的青年研究期刊及研究成果,定量研究应该说占据着重要的份额,这也可以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学科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即使是定量研究,目前也仍然存在着众多问题,诸如抽样不科学、样本和研究总体结论之间缺乏统计推断、局限于描述层面而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这类研究的学术水平。相比之下,青年研究领域定性研究数量极少,高水平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当然,近年来定性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青年研究受到重视,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方法论文章和研究成果。但是,想要进一步推进定性研究的发展,同时促进定量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有必要澄清有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某些方法论问题。

首先是关于定量、定性方法与经验、思辨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关于定性研究的词条解释,定性研究是一种"将同质性在数量上的差异暂时略去"、"以普遍承认的公理、一套演绎逻辑和大量的历史事实为分析基础","直接抓住事物特征的主要方面"的研究方法(于真:《定性研究》,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可以说,这一定义也是对中国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的精辟概括。于是,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区别除了是否对研究对象加以量化以外,似乎主要差异便是实证和思辨的分野。定量研究需要考察大量的研究对象、并加以数量化,而定性研究则主要是借助思辨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抽象和概括。事实上,现代的定量和定性研究都是建立在社会经验现象的科学观察基础上的;甚至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需要把握更为深入和丰富的资料。然而,青年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还缺乏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关于定量研究存在的问题上面已有提及;至于定性研究,其问题突出反映在缺乏观察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其结论的抽象概括缺乏深入、细致和全面的实地研究基础,甚至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思辨的研究。这是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则相违背的。

其次是关于定量、定性与研究的质和量的问题。为了厘清现代定性研究方法论上与上述现实定性研究的差异,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翻译为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陈向明:《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或借鉴港台习惯称之为量性(化)研究和质性(化)研究(凌建勋:"深入理解质性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赵娟:"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养方式的质性研究",《青年研究》2004年第8期;秦金亮:"论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7期;梁丽萍:"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然而,受中国传统哲学对事物质和量的界定影响,这种翻译可能在中国文化氛围中造成理解的偏差,认为定性研究更能反映社会现象的本质。但是,诚如陈向明指出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用不同方法对事物"质"的研究(陈向明:"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陈向明:《社会科学质的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事实上,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取向为主导的定性研究方法,就其发展来说,早期也深受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Guba, E. G. & Lincoln, Y. S.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enzin, N. & Lincoln, Y. S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 105-117)。笔者以为,青年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不是究竟采用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而是缺乏一种现代科学的经验研究规范,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及其结论真正建立在有目的的、系统而全面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这才是青年研究方法学科化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三、人才队伍的学科化:整合如何成为可能

  

本文从概念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看法。然而,不论是概念、理论体系还是研究方法,要想实现青年研究的学科化,最终还是离不开学科化研究队伍的形成。我们从上述有关研究范式的论述中已经认识到,研究团队的形成与理论体系、方法的发展相辅相承;但是,如果没有一批长期稳定的、热心于青年研究的专业人员,学科化也就无从谈起。下面,我将在分析我国传统青年研究队伍的构成、现状的基础上,谈谈对青年研究学科化人才队伍建设的看法。

自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青年研究学科化的目标以来,其队伍主要由共青团、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等三个部分的研究人员组成。共青团在推进学科化方面成绩突出。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尝试最早起始于共青团系统,它不但拥有中国最为系统和庞大的研究组织,而且与青年工作相联系、"作为现实政治的重要部分受到重视"(谢昌逵:《改革开放中的青年和青年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它的理论、学术水平奠定了自己在青年研究学科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高等院校研究工作者的学历水平普遍较高、研究动力最强,特别是从事青年工作的研究者,往往是青年研究期刊作者的重要源泉。但是,上述三个系统的研究者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社会科学院系统由于传统、主流学科实力雄厚而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处于不那么中心的青年研究的学术地位,进而影响到研究人员的全身心投入。高等院校尽管有着庞大的、热衷于青年研究的人,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以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为主,工作流动性强,研究缺乏积累,长期从事青年研究者并不多。由于多种原因,共青团系统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强大组织体系对于青年研究发展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使得青年研究队伍的学科化目标难以有效实现。

近年来,青年研究队伍在维持其总体格局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动向。例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青年研究过程中的组织协调作用有所加强。自2005年起,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在青少年研究年会和专题研讨会基础上推出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共青团系统的局限,加强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吸纳了国内各界热心于青年研究者。又如,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青年正成为多学科研究的对象,青年现象进入众多研究生论文选题,形成了一支松散但基础更为扎实稳定的、新的专业化研究团队。如果我们能够把握青年研究队伍这种新的发展取向,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无疑将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组织基础。

当然,学科化团队的形成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既与社会氛围有关,也同研究问题及其方法的学科化程度相关。从目前青年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还需要格外注重研究人员的基本学术素养。首先,应该强化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这既是确保青年研究工作者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共同对话、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基础,同时也是提高青年研究水平的保证。其次,树立国际化视野,坚持本土化研究。我国青年研究时间较短、水平不高,通过各种途径确立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有益于我们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成果,提高研究的起点。但是,我们也要坚持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取向,扎扎实实地开展经验研究,实现理论的创新。第三,既要有清醒的学科自觉性,同时更要坚持多学科的青年研究取向,实现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新发展。多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各个角度、侧面和层次加深对青年的认识,最终在更具体深入的基础上实现青年研究新的综合。笔者以为,这将是青年研究学科化的重要基础,对于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方巍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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