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期刊动态 【关闭本页】
 
青少年热点问题的反思性研究
作者:冯 跃    时间:2009-07-17 15:59

【摘要】对“青少年热点问题”的讨论本身带有明显的社会建构性特征,本文中,笔者尝试以社会人类学的视角,从对青少年群体本身的认识、青少年热点问题以及演变过程这三个线索中,大致梳理出“青少年热点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试图通过这一分析脉络,进一步反思时代主题的变化节奏。

【关键词】青少年;热点问题;反思研究

“青少年热点问题”是近年来颇为青少年理论研究、政策分析、大众传媒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这既是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结果,也是学科发展专业化的结果,同时也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引领有直接关系。

伴随社会主题的不断变化,所谓“热点问题”本身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带有十分浓厚的时代特征、政治特征及社会特征,当然,有时也会因为个人立场、价值观、信念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某些时候这种区别还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中,笔者尝试从对“青少年热点问题”的本源性分析中拓展对该问题的认识。事实上,青少年研究不仅需要以敏锐的观察,捕捉最新鲜的时代气息,同时也更需要以反思的态度,不断形成问题意识,当然更需要明确反思的标准。正如陆玉林(2007)所言,“如果我们将青年研究看成是学术研究,那么就需要运用具有学术合理性的标准,而非社会服务性或其他的标准。青年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都具有社会性的功能,青年研究以问题意识为支撑,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陆玉林,《青年研究:学科逻辑与问题意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反思》,《当代青年研究》2007<5>)。只有通过妥当的设问方式与观察角度的确立,方能获得逻辑上的深入认识,这些均是笔者在本文中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青少年”?

可以说,对青少年热点问题的关注首先是源于我们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态度观念的转变(当然,直至今日,中西方对“青少年”群体本身的界定依然存在颇多分歧,此文中为使讨论更加集中,重心暂时着眼于宽泛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更侧重于一种对比性的内涵,也就是与成人身份相区别的处于成长状态的群体>,当然,也会关照到生物年龄、心理年龄及社会角色转变带来的身份差异。)

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成长中的儿童及青少年正在成为工业和信息社会的牺牲品!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构成的信息环境中,过去只能被成年人知道的信息完全无遮拦地呈现在儿童面前,家庭和学校权威遭遇严重的削弱,其结果是儿童越来越像一个微型的成年人,文化的濡化遭遇“反哺”的威胁,童年也正在加速消逝。如果说Neil的断言尚还依据媒介沟通加速这一理由,那么“成人世界”的生存逻辑大举侵入成长世界则是“童年消逝”的又一依据。

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的世界?他们是成人世界的被动接受者,还是另有一个尚待我们开发的小世界?在这一问题上,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谢和耐教授(Jacques Gernet2003)指出,中西方传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古代中国自宋以来,大量著作中有相当数量是关于童蒙教育的,他们不仅备受关注,而且是深入思考的对象;而在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乃至19世纪,童蒙教育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Jacques Gernet,童蒙教育<11-17世纪>,法国汉学<教育史专号>,中华书局200399-155)。由此,中国在童蒙教育方面很早就有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理念体系。当然,在笔者看来,这也仅限于社会精英文化在礼法天下观作用下的一个枝杈而已,民间百姓的思考逻辑当然是鲜有所闻的,当主流价值观得以通过系统的方式顺畅传递时,草根文化下的教育法则反而显得随意、偶然且带有很大的情境性特征。

那么,童蒙教育的目的究竟何在?谢和耐继续指出,“陆世仪在《论小学》当中认为,明以来的家庭教育是与国家最高层的习俗相适应的,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不容忽视。”(Jacques Gernet,童蒙教育<11-17世纪>,法国汉学<教育史专号>,中华书局200399-155)科举制度的后果,让公众的道德水平急遽下降,只要能够出人头地,就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心理促使人们强制低龄学童专攻应试作文,而且在明代的16世纪和17世纪愈演愈烈。在对童蒙教育颇为讽刺性的分析中,我们似乎看到,无论哪个时代,未成年人都在有形无形地受到成人世界的支配,成为他们对未来世界想象的实践体(关于儿童灌输式教育思路的阐释,详见庄孔韶.人类学与中国教育的进程<>,民族教育研究. 2002<2>38-44)。

所有和儿童及青少年相关的人文学科,如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儿童心理学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肯定,未成年人在社会和情感方面的依赖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被视为仅仅是成年人的期望和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或是限定条件下的社会化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小卒,成年人的假定和先入为主的观念的确可以提供进入和理解世界较好的基础,可是世界却可能建立在十分不同的假定和观念之上([]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2005.24-27)。霍克和詹姆斯(Hockey and James)指出,成长中的年轻人作为行动者具有自己的权利,传递出个体在众多持续的张力中进行参与和分担的意味。他们既是能动的,也是成年人驱动的社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既拥有行动者的身份,也是只有通过与自身相关的他者之间的差异才能辨识自身;既是社会文化变迁的象征,也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连续性的一个方面;既是世界多样性的现象之一,也是一个具有全球普遍性的事物([]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华夏出版社2005.24-27)。当然,文化的多样性在今日“权利泛化”的年代,也依然会遭遇失语的困境,我们经常会不无遗憾地在大量青少年暴力事件中看到权利过度表达的负面结果。左右摇摆的教育策略依然折射出人们的探索困境。

文化传递与人性模塑是人类学始终关注的两个教育主题。两者不可分割,同时伴随着个体身心的成熟而实现。事实上,对于经历着第二次断乳期的十几岁学生来说,青春期经历的人生困惑与烦恼以及与成年世界的交往差异也是世界各国人类学家不断探讨的主题。米德(Margaret Mead192819301935)早年在萨摩亚群岛对青春期少女经历的田野研究中,已经开始思考不同文化或社会的养育方式对个性形成的关键性影响。有关国民性与整体人格的跨文化比较不断遭到后人的置疑与指责(Michael c. Howard19921995),其理由多与典型性、代表性有关。后来出现的“文化剥夺”(Tony Bilton1966)、“文化中断”(Ogbu1988)以及“文化生成与再生产理论”(Levinson etc19962000)均是基于族群、性别、阶级阶层等社会文化的差异,做出不同角度的诠释。

无论是部族青年的自然过渡,还是城市青年的文化断乳,亦或代际间的“前喻”、“后喻”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基于文化差异与社会变迁而引发的成长状态与教育策略间的冲突与均衡是各地域永存的话题,或紧或松的施教策略折射出特定时代下人们回应制度体系的能动性教育观念。成长是身体、心智方面的过渡转换,教育永远指向对未来的想象,并予以现实中的设计,这中间存在着大量或超前或滞后或停滞不前的变化状态。近些年来从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领域浮现的大量作品(如Wexler1992McLaren1995Mehan1996Apple1998等),反复从各个角度批评学校及教师的权力干预、专制与权威,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失之偏颇。人性的转换意味着从施教的目的、过程与效果角度综合考察教育的全部过程,文化认同意味着各地域存在多样化教育观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任何偏离这一整体视角的教育观都会对个体成长带来负面的约束力量,大量看似客观公正的教育理念有时也会遇到实践中的困境与变革的无奈,其背后未尝不隐含着权力结构之网对个体的约束。

二、如何认识“青少年热点问题”?

以上主要从文化及社会变迁的角度对青少年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不难看出,我们对这一由年龄(既包括生物年龄,也包括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界线划分出的群体分析,来自问题感的观察无疑不是受时代特征、政治特征及社会特征的影响而发生主题方面的有意识选择及变更。所谓热点问题,进一步说,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点或时间段内,反映某些特殊矛盾并引起广泛关注的较为集中的问题,如目前在青少年群体中出现较多的网络成瘾、近视、肥胖、代际冲突、学业困境、性问题、自杀、逆反等等,都引发过不同程度的讨论。对“热点”问题本身的关注一方面可以折射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及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在既定时代下所采取的社会行动的有效反思。在笔者看来,从青少年群体中呈现出来的热点问题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时代特征:“青少年热点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具有时间意义的概念,所谓“热点”,直接暗含了当下为多数人所关注,并带有较强讨论意义的话题,“热点”本身也带有多变性的内涵,显然也意味着随着特殊事件、社会变迁而不断发生主题方面的变更之意义,因此,在不同时期,我们对“热点问题”本身的关注显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比如,“独生子女现象”、“网络成瘾现象”、“大学生志愿活动”等等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政治特征:“政治”本身就意味着主导价值取向的确立,也就是社会引导性内涵。所谓“热点”本身既可能是问题本身的强烈受关注性,显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与主流价值观的某种内在关联而受到人们的强烈提及。比如“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市场经济环境下对自我观的正确认识”、“青年失业问题的再认识”、“青年与全球化”等等。

社会特征:主要指的是因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社会类型上的差异而引发的我们对“热点问题”的不同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都市白领因为生活方式及工作方式的不同,逐渐形成他们对人对事的相对稳定的观念,这些都会与务农青年、农民工形成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和观念,在某一社会中认为是了不得的问题,恐怕在其它社会中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解构,如对于年龄界线分类不是很清晰的社会中,很难有对青春期叛逆行为的认识,而伴随当成熟期的逐渐延长,在这一问题上会形成十分剧烈的对抗。

综合上述对“青少年热点问题”的三种特征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在逻辑上对大量所谓的“热点问题”进行拓展性的归纳、分类与归因处理,一方面,部分问题属于因时代变迁而逐渐浮现出的主题;另外,也有因主流价值观的引导、特殊政治导向而出现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有因共通性社会现象的逐渐汇集而引发出的热点问题。当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很难把上述特征割裂开来看待,这种分类方式的意义更多是出于多角度认识的需要。

三、近三十年来对青少年热点问题的观点转变

事实上,前文中依然是在对漫长的青少年研究史的点滴回溯中挖掘所谓“热点问题”的社会建构性内涵,而作为正式名词提到专门性研究日程的“青少年”,究其历史,不过半世纪,最直接的争论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宏观社会发展道路的建构与设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青年大学生以及少年儿童的价值观走向的确立直接引导了主流热点问题的走向,而多门学科的逐渐分化及深入拓展恰恰又是推动专门性研究向前进展的最直接力量。

当然,目前依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更愿意把对青少年群体的专门性关注追溯到上世纪初,如陈映芳(2007)在其《“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专著中专门谈到青年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寄予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期待,尤其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最核心的标志(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60-71页)。然而,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专门性的角色类别,青年群体的确逐步开始确立,当然,这些依然还只是从社会运动的层面上唤起青年群体的力量,而从专门性的分析角度看,依然只是浅尝辄止。另外,对青少年的关注也仅限于青年群体,对于身心依然处于快速成长状态下的儿童及少年更是鲜有所闻。至于50-70年代以“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形象出现的革命青年及少年儿童,更多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使命及角色期待,所谓的热点问题主要是以此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所以笔者更倾向把这一历史进程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

80年代的思想大讨论是社会主流价值观逐渐发生转折、转变的时期,这也是青少年热点问题不断出现新视点的十年,大量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励志作品成为鼓舞当时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主旋律,当然,当经济建设的大门逐渐敞开时,同时以另一势头出现的欧美及港台文化通过一种温婉的方式引发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的青少年群体(青年为主)逐渐走向又一个文化启蒙、反思与批判的道路。这些为当时人概括为“信仰危机”的群体,其实并非没有信仰,只是在面对诸多社会变迁及文化碰撞,他们显得过于失语而已。

进入90年代,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依然持续向着纵深方向推进。如刁隆信和孟东方(1993)在其《当代青年热点问题探索》一书中对当时青年热点问题进行了以下归纳:“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市场经济为青年人才提供良机、继续在高校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当代大学生的恋爱问题、青年学者学术著作出版难、学会让钱滚雪球、对市场经济的哲学思考、青年要树立正确的自我观、抓住时机、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与大中专学校的改革、析青年反理性认识方法的危害、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吗?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刁隆信和孟东方主编,《当代青年热点问题探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吉湘,《当代青年热点问题探索》评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3期)。从这一时期正式出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方向的转变使得人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与角度依然带有过渡性特征,对青年人的认同感与价值取向问题颇为人们关注,这也是与社会未来走向紧密相连的热点话题,相比之下,对儿童和少年的观察更多与学科化视角的逐步增强结合起来,带有系统性、拓展性特征。

田科武(1993)在其论文中对这一时期的青年热点问题做过如下分析,中国青年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进行艰难的跋涉,但是由于功利色彩过于浓重,而少了很多理性思考的色彩,他们已经同其他的社会群体没有了太多的区别,这是青年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1)信仰危机引起的失落感已经基本消失,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使青年在沸腾的经济生活中暂时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不少青年认为一个依靠自己能力生活的时代已经到来;(2)官本位观念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从政意识日益淡薄,经济因素对青年的制约能力越来越大,经济本位开始成为支配青年择业及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人际交往和工作生活中的金钱标准成了主导标准之一,金钱交易愈演愈烈;(3)市场经济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关于职业优越感的概念,模糊了过去关于职业优劣的划分界线,青年的职业取向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趋向“多元”和“一元”;(4)致富和竞争的观念越来越明显,致富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对经济地位地下的危机意识越来越强。青年对社会分配悬殊的忍受力在增强,通过竞争致富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已逐渐从观念走向实践;(5)知识和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挑战,科技和知识的平庸化以及以之为实现经济思想的手段为社会所承认,一定程度上成为困惑青年的现实问题(田科武,《92青年热点透视》,《青年研究》1993<632>)。

如果说田科武的忧虑体现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潜在转折,那么最近十年来,伴随研究主题的日益多样化以及学术领域的长足进展,人们对这一主题的认识出现了更为多样的拓展。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燕波(2007)在其新作《青年八大热点问题》,专门论述了青年发展的最新热点问题(曾燕波,《青年八大热点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主要内容包括:青年价值观、青年就业、青年社会流动、青年时尚文化、青年婚恋与性、青年与网络、青年心理、青少年犯罪。从上述研究主题中可以看出,作者主要研究了改革开放30年来青年发展的过程和趋向。正如其在序言中所说到的,“青年时期作为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既具有全人类共有的本质根源,又有因年龄和社会地位的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某种独特的本质属性。青年期又被称为人生中充满风暴与压抑的动荡时期,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革又正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之中。世纪风云变幻,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在物质生活显著提高的同时,精神疾病大为流行,我们现在至少看到了一种过度追求成就给青年的强大压力。不论是人类或青年个体,要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来研究培养出什么样人的问题。因此,要以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审美的习惯,一种人性的关怀来研究青年问题。”

四、小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青少年热点问题的讨论,一方面是由我们对青少年这一成长中的群体本身的认知而发生转变,同时也始终伴随着时代、政治与社会的综合变化而发生方向上的转变。对不断出现的一系列“热点问题”的进一步梳理与分类,其意义在于理清我们对青少年群体不断发生变化的内在支撑逻辑,进而在大量浮现的新问题中寻找到内在线索,以此作为策略推行与方向引导的重要依据。

 

该文为第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8>“改革开放三十年与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发展”征文论文)

冯跃: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讲师,法学博士

 
设为首页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  加入收藏  |  站点地图
 
您是本站第 235568 位访客
版权所有 ©2002 《青年研究》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青年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732
编 辑 部 Tel:(010) 85195565 E-mail:qsn@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