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重点推荐 【关闭本页】
 
流浪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作者:程福财    时间:2009-03-23 18:06

流浪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程福财

 

内容提要:本研究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测量了流浪儿童这一社会边缘人群的主观幸福感。调查发现,尽管流浪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一般人群,并且时常为负面情感困扰,不少流浪儿童在街头也常保有积极的正面情感。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存有显著的正向关联;他们在街头生活的时间及其拥有的社会支持等因素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都无显著性关联。及时提供给流浪儿童以必要的生活资料、安全保障与心理咨询等服务,对于提高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帮助。

 

一、引言

 

流浪儿童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De Venanzi, 2003)。他们不仅无法得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更经常遭受到社会其他人群的歧视与虐待(Cheng, 2008; Bar-on, 1997;向荣,2002;刘继同,2002;程福财,2006;)。这样的社会排斥给这些年幼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压力与沮丧等负面情绪普遍存在于流浪儿童世界,他们的焦虑、抑郁、侵犯行为、暴力行为等不良心理、行为的发生概率、严重程度远远大于正常儿童 (Ayerst, 1999; Donald & Swart-Kruge, 1994; Hoyt & Bao, 2000, 引自 Kidd, 2003)。因为不堪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部分流浪儿童更常常伴有遗尿等不良的生理反应(参见Donald & Swart-Kruge, 1994)

现存的关于流浪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对上述负面的、病态的心理与行为已有较多关注。然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积极的、正面的心理状况(如喜悦、幸福、安静、勇敢与坚强等)则较少被注意、记录,少有学术的注意力投入到对流浪儿童的整体的幸福感的研究中。而且,现有的关于流浪儿童的研究,大多是在外在的成年人的视角的导引下完成的,流浪儿童自己对自身日常生活的主观的评价则相对被忽视。为填补此一空白,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流浪儿童对自己生活的整体评价的调查来测验定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及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二、研究假设

 

根据Diener和他的同事们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经典研究(Diener, 1994; Diener, Suh, & Oishi, 1997; Diener & Suh, 2000),主观幸福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正面情感(Positive affect)与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的经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定,通常正是通过对个体之于其整体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及其之于自身生活的正负两方面的情感的测定来达成。如果个体经常具有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与正面情感,并且少有负面情感,那么,他/她的主观幸福水平就较高;反之,如果个体很少满意于自己的生活,且其内心常常为负面情感困扰,那么,他/她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通常就比较低(Diener, Suh, & Oishi, 1997)

现有的研究表明,收入、社会支持、生活事件(Life event)与自尊水平等因素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最常见因素。相比较低收入与贫困的生活条件,高的收入与良好的生活条件更可能产生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进一步的研究指出,经济生活条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常在个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境下往往更为显著(Diener, Suh, & Oishi, 1997)

适应理论认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常常为其经历的生活事件所左右。重大的生活事件,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其刚刚发生的阶段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性影响。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个体会逐步习惯、适应这些或快乐或悲伤的生活事件、境遇(Diener, Suh, & Oishi, 1997),它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逐渐微弱。这就意味着生活事件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常都是短期的,个体能逐步适应突发的生活事件,并排除其对自己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受其拥有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度的调节。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前提(Biswas-Diener & Diener, 2006; Diener & Seligman, 2004; Putnam, 2000; Turner, 1981)。例如,对于移民家庭的儿童来说,由于流动所造成的原来具有的熟悉的同辈群体、亲属与社区支持体系的切断,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通常比正常儿童都要低(Mirsky, 1997)

除上述预测因素外,众多的经验研究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对于其主观幸福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Judge, Erez, Bono, & Thoresen, 2002; Roy, Neale, & Kendler, 1995)Neto (2001) 的研究指出,长远来说,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他们的自尊度、性情(temperament)与个性来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自尊的个体关于其主观幸福感的测定中大多能得到较高的分值;低度自尊则往往让人不快乐、难得幸福感。

为了测定流浪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验定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预测因素,在上述的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本研究着重验证下面的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1: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用于测定其幸福感的量表的平均分值。由于流浪儿童与主流社会之间联系得切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如其他儿童那样正常地获得基本生活资料。受此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严重降低。和其他社会大众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通常都高于量表的平均分值并且自觉生活幸福的状况不同,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该分值。

假设2:在街头生活时间较长的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强于街头生活时间较短的儿童。根据适应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事件,街头生活可能会对初到街头的儿童产生更严重的影响。本研究假定在街头生活时间较长的流浪儿童可能已经习惯于街头的困苦,因此,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会高于在街头生活时间较短的流浪儿童。

假设3: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和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支持度呈正向相关关系。社会支持度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它可能有助于流浪儿童更好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街头生存。因此,本研究假定具有高水平社会支持的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通常更强。

假设4: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与其主观幸福感正向相关。鉴于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是其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影响因素,本研究假定那些具有更高水平的自尊的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会更强。

 

三、方法

 

1.样本

本研究所指的流浪儿童专指那些年龄小于18周岁、将其主要时间在城市街头度过、并且得不到或很少能得到负责任的成年人的监护的未成年人。由于流浪儿童日常生活的高度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一般很难订出一个关于他们的合理的抽样框供随机抽样(Lalor, 1999Cheng, 2008)。本研究的样本,主要通过便利抽样法(Convenient sampling)同时从政府为流浪儿童专设的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上海)与流浪儿童生活的公共街头取得。本调查的样本总数为88。其中77份问卷是在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内完成,另外11个样本则是在街头寻得。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是一个临时救助流浪儿童并最终将他们护送回家的机构,其中的流浪儿童每个月都不尽相同。为了调查更多的流浪儿童,研究者在2005年的六月、七月、八月的第一周等三个不同时间内分三次分别邀请中心内的流浪儿童参与本次调查。为了让流浪儿童能更好地决定是否接受、参与本调查,研究者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思路以及相关调查资料的使用方法与保密办法。在第一轮的调查中有19名流浪儿童接受了研究者的问卷访问,17名自认为能够顺利读懂、填写问卷的流浪儿童独自填答了问卷;在第二轮的调查中,这两组数字分别是2421,第三轮则是1311。在由流浪儿童自己填答的49份问卷中,有28份为无效问卷。这样,本研究在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获得的有效问卷数为77。在街头接收本调查的11名流浪儿童是研究者在上海进行的另一项关于流浪儿童的民族志调查的主要线人(Informants)。调查是在研究者与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之后、在他们的同意下进行的。对他们的调查,概通过结构式访问完成。

 

2.测量

人口学信息。本调查收集了流浪儿童的年龄、教育程度与性别等基本的人口学信息。他们的年龄被当作连续性变量使用。教育水平则是通过“你读到几年级”这个问题来测量,备选答案有“文盲”、“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初一到初二”、“初三及以上”等五项。受访者的性别资料也有收集。

主观幸福感。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是通过改编过的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Huebner, 1991)与儿童正负情感量表(PANAS-C(Laurent, Catanzaro, Rudolph, & Joiner, 1999)来测量。被试流浪儿童对这两个量表的回答,是根据其在接受本调查前的最近两周的街头生活进行。量表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系经由研究者及其同事经过四轮的翻译与交互检验完成。在最后定稿后,为了测量量表的内部信度,研究者在一所小学对30名二、四、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了预调查。统计表明,SLSS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PANAS-C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由七条陈述项目构成的SLSS量表是用来测量流浪儿童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所有的项目都以1-4级的里克特量表形式呈现,分值从1(从来都不是这样)到4(几乎总是这样)不等。反向项目(Negative item)的赋值相应反转,4为几乎总是这样,1为从来都不是这样。所有项目的得分相加所得即为总体生活满意度的指数,其分值从7分(最不满意)到28分(最满意)不等。由20个项目组成的正负情感量表由两个分量表组成,其中10个项目构成为测量正面情感的量表,另外10个项目为测量负面情感的量表。对这20个项目都提供以“是—不是”两类选项供被调查者选择。“是”意味着受访者具有该项目表示的情感,“不是”则表示受访者未经历上述情感。在正面情感量表中,“是”的回答被赋值2分,“不是”为1分;在负面情感量表里,“是”被赋值1分,“不是”为2分。这样,流浪儿童的正负情感量表的总分就都在10分到20分之间波动,分值的高低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强弱呈正相关关系。

   流浪儿童在街头生活的时间。流浪儿童在街头的生活时间是通过“你在街头生活或工作了多长时间”这个问题来测量的。提供给受访者的选项有六个:(110天及以下;(211-30天;(31-6个月;(46-12个月;(51-2年;(62年以上。这些选项分别被赋值为1-6

   社会支持。流浪儿童的社会支持是通过他们对下述问题的反应来测量的——“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没有人关心你”。该陈述也是以1-4级的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呈现,其中4代表“从来没有”,3代表“有时候”,2代表“很多时候”,1代表“总是”。这些选项分别被赋值为4321,分值越高表明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度越高。

   自尊。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是通过他们对“你是否有感觉过自己一无是处”这个问题的回答来测量。该陈述亦以1-4级的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呈现,其中4代表“从来没有”,3代表“有时候”,2代表“很多时候”,1代表“总是”。这些选项分别被赋值为43214代表最高水平的自尊,1代表最低。

 

四、结果

1.人口学变量

   1呈现了被测流浪儿童的人口学信息。从中可以看到,被试中的流浪男童(90.9%)远远多于流浪女童(9.1%)。这个比例分布与民政部公布的有关全国流浪儿童的性别结构基本一致(参见张齐安,杨海宇,200)。被试样本的年龄分布与已有的一些研究的发现也基本一致(参见刘继同,2002),近60%的流浪儿童年龄都在16周岁以下。被试样本大多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有六成以上的流浪儿童的文化程度都在小学以下。这与我国流浪儿童的总体教育情况亦相一致(参见张齐安,杨海宇,200)。

 

1:人口学特征

被测变量

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80

90.9

8

9.1

 

年龄

7岁以下

0

0

7-12

7

8.2

13-15

44

51.8

16-17

34

40

 

 

教育程度

文盲

2

2.3

小学一到三年级

22

25.3

小学4到六年级

31

35.6

初中一到二年级

22

25.2

初中三年级及以上

10

11.5

 

2.主观幸福感水平

统计表明,流浪儿童不满意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仅为15.74,显著低于该量表的平均分值17.5[(4+3+2+1÷4×7=17.5]P<0.001)。这明显不同于其他人群的调查结果。而且,流浪儿童在负面情感量表测验中的平均得分(14.68)也低于该量表的平均分值15.00 [(2+1)÷2×10=15.00]。可见,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明显较低。尽管如此,有趣的是,流浪儿童在正面情感量表测验中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量表的平均分值。流浪儿童在正面情感方面的经验与在生活满意度、负面情感方面的经验的差异,与有关其他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个体在正、负面情感方面的经验大多相互独立,并不紧密关联;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只是部分地受其正、负情感方面的调节(参见Emmons, 1986)

 

2:主观幸福感的均数、标准误及单样本检验

变量

有效样本数

平均得分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生活满意度

81

15.74

4.33

0.000

正面情感

81

16.19

2.07

0.000

负面情感

77

14.68

2.04

0.166

 

3.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素

   如表3显示的,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关系。无论是流浪男童还是女童,年幼的流浪儿童还是更年长的流浪儿童,受到相对更多教育的流浪儿童还是仅接受较少教育的流浪儿童,他们在生活满意度、正负面情感的经验等方面都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一发现与已有的关于个体主观幸福感与其人口学特征间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参见Diener, Suh, & Oishi, 1997)

   分析表明,流浪儿童在街头生活的时间的长短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也没有显著性关系。在街头流浪较长时间的儿童并没有如适应理论所预言的那样逐渐适应流浪生活,进而导致流浪这一消极的生活事件对其负面影响的减弱,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仍然较低。

   流浪儿童所具有的社会支持水平也不足以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分析表明,尽管有35.04%的流浪儿童自认为有较多的社会支持,但是,这些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显著性高于社会支持度较弱的流浪儿童。

   本研究唯一证实的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预测因素是他们的自尊水平。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与其生活满意度与正、负面情感都呈正相关关系。他们的情感指数,不论是正面情感还是负面情感,都显著性地相关于其自尊水平。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越高,其对于正面情感的经验就越多(r=0.23, P<0.05),对于负面情感的经验就越少(r=0.30, P<0.01)。

 

3:流浪儿童的人口学特征、自尊水平、社会支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性别

(Eta)

年龄

(r)

教育程度

(Eta)

在街头生活的时间

(Eta)

自尊

(r)

社会支持

(r)

生活满意度

0.06

-0.11

0.14

0.08

0.17

-0.06

正面情感

0.09

0.04

0.11

0.16

0.23*

0

负面情感

0.12

-0.13

0.2

0.18

0.3**

0.22

注释: 带有*的相关系数表明在P<0.05水平上的显著性相关;带有 **的相关系数在P<0.01水平上的显著性相关。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流浪儿童这个边缘社会人群的主观幸福感,了解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前文陈述的调查发现证实了早前列出的四个研究假设中的两个。第一,流浪儿童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一般人群。现有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都高于量表的平均分值。然而,除了在正面情感的经验方面,流浪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与对负面情感的经验都低于量表的平均分值。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性别、年龄与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都未显著性影响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可见,流浪儿童对于街头生活的自由的喜好(Aptekar, 1988),并没有能够弥补其无法从主流社会获得必要生活资料与自尊、安全保障所带来的心理、精神冲击,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较低。第二,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相关。自尊水平高的流浪儿童,更经常地体会到正向的情感,并较少经历负面情感的困扰。不过,自尊水平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关联。

对于流浪儿童在街头生活时间的长短及其拥有的社会支持水平与其主观幸福感关系之间的假设,本调查皆未能证实。即使是那些生活在街头较长时间的流浪儿童、或者是那些拥有较高水平社会支持的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也都较低。个体对新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支持对人的帮助角色,在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这方面似乎都不可靠。流浪儿童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并没有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而他们在街头生活时间的长短这个变量也没有充当一个调节街头生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的调节器的作用。与适应理论的预测不同,街头生活对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似乎具有较为长期而广泛的冲击。这可能是因为在个体面临基本物质生活困难、无法正常获得最基本生活资料时,他们的物质收入、生活水平对于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心理的或者社会的支持并不足以抵充绝对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正如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所预言的,个体在最基本的生理的安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其他更高层次的社会、心理的需要将无从谈起(Maslow, 1970)。可见,有一些环境因素(如流浪儿童的流浪生活)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其实能够带来长期的影响。

流浪儿童的如此普遍的低水平主观幸福感可能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首先,在城市公共街头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给流浪儿童带来了饥饿、寒冷、疾病以及心理方面的不确定性等负面影响,而其在街头受保护权利的丧失更使其经常遭受到他人的歧视、凌辱、虐待(Cheng2008)。这种艰苛的街头生活,严重削弱了流浪儿童享受高质量的幸福日常生活的机会。没有最低水平的食物、水、住宿、医疗等生活必需品,心理社会支持并不能有效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其次,流浪儿童的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得不到负责任的成年人的监护的缘故造成的。流浪儿童无法如正常儿童那样从成人社会那里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与安全自尊的保障。他们的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对他们的忽视与虐待不仅让他们无法在家庭中获得生活必需品,更在他们年幼的心灵里造成被遗弃的负面情感与压力,进而严重伤害了这群儿童的心理福利与自尊。

   不论具体的原因如何,从本调查的结果看,为了提高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成人社会有必要尽快向流浪儿童提高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与安全保障。有效降低流浪儿童遭受饥饿、寒冷、疾病、歧视与虐待的机会, 其实正是提高流浪儿童生活满意度、使其能经验更多正面情感的做法。同时,有必要注意到流浪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其自尊水平之间的关系。由于流浪儿童的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有正相关关系,心理咨询、街头生活技能训练等有利于提高流浪儿童自尊水平的做法亦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流浪儿童的生活满意度与其对正面情感的经验之间的相对独立关系,对于提高流浪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努力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从调查的结果看,流浪儿童的街头生活并非全部黑暗、毫无快乐而言。相反,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典型的多面向生活。幸福、自由及其它正向的情感,与悲伤、孤独等负面情感共存于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中。由此,有必要追问:流浪儿童在街头生活中所具有的正面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他们继续浪迹街头的选择?旨在帮助流浪儿童离开街头并让其重新融入到主流社会的政策制订与服务项目设计需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由本调查的结果出发,可以看见,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尽管本研究表明流浪儿童的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在街头生活时间的长短等都没有显著性地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但是,本研究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流浪儿童的如此普遍的低水平主观幸福感。自尊这个因素确实显著相关于他们对正、负面情感的经验,然而,它只能解释其对正面情感经验的5%的变异与对负面情感经验的9%的变异。前文虽然提供了对流浪儿童的低水平主观幸福感的可能解释,未来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去辨清流浪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具体预测因素。

 

 

参考文献

 

程福财:《流浪儿童的街头生活及其受害:基于民族志调查的结果》,载《青年研究》2006年第9期。

刘继同:《郑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个案研究》,载《青年研究》2002年第1期。

向荣:《流浪儿童研究》,载张和清等主编《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社会工作的介入》,中国财政出版社,2002年。

张齐安,杨海宇:《中国流浪儿童状况和救助对策》,载《社会福利》2002年第9期。

Aptekar, L. (1988). The street children of Cal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yerst, S. L. (1999). Depression and stress in street youth. Adolescence, 34(135), 567-575.

Bar-On, A. (1997). Criminalising survival: Images and reality of street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6(1), 63-78.

Beers, H. V. (1996). A plea for a child-centered approach in research with street children. Childhood, 3, 195-201.

Biswas-Diener, R., & Diener, E. (2006).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homeless, and lessons for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 185-205.

Cheng, F. C. (2008). Negotiating exclusi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street children in Shanghai, Chin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ener, E. (1994). Asses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1, 103-157.

Diener, E., & Diener, C. (1996). Most people are happy. Psychological Science, 7, 181-185.

Diener, E., & Seligman, E. P. (2004). Beyond money: toward an economy of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5(1), 1-31.

Diener, E., Suh, E., & Oishi, S. (1997). Recent finding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trieved March 27, 2006, from http://www.psych.uiuc.edu/~ediener/hottopic/paper1.html

Diener, E., & Suh, E. M. (2000).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mbridge, Mass. ; London: MIT Press.

Donald, D., & Swart-Kruge, J. (1994). The South African street child: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Th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4(4), 169-174.

Emmons, R. A. (1986). Personal strivings: An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5), 1058-1068.

Huebner, E. S. (1991).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12(3), 231-240.

Judge, T. A., Erez, A., Bono, J. E., & Thoresen, C. J. (2002). Are measures of self-esteem, neuroticism, locus of control, and generalised self-efficacy indicators of acommon core constru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3), 693-710.

Kidd, S. A. (2003). Street youth: Coping and interventions.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0(4), 235-261.

Lalor, K. (1999). Street childre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3, (8), pp. 759 770.

Laurent, J., Catanzaro, S. J., Rudolph, K. D., & Joiner, T. E. J. (1999). A measu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for children: Scal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1(3), 326-338.

Maslow, A.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Mirsky, J. (1997).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immigrant adolescents: culture-specific factors in the case of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2(4), 221-230.

Neto, F. (2001).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mong adolescents from immigrant families in Portugal.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1), 53-67.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Roy, M., Neale, M. C., & Kendler, K. S. (1995). The genetic epidemiology of self-esteem.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6, 813-820.

Turner, R. J. (1981). Social support as contingency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2(4), 357-367.

 

《青年研究》2008年第3

 
设为首页  |  联系我们  |  版权声明  |  加入收藏  |  站点地图
 
您是本站第 235568 位访客
版权所有 ©2002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720
总 编 室 Tel:(010)64076113 Fax:(010)64076113 E-mail:zbs_zzs@cass.org.cn
事业发展部 Tel:(010)64033952 Fax:(010)64033952 E-mail:fxb_zzs@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