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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视角看1949 年以来的中国青少年偶像
作者:包蕾萍    时间:2009-07-23 10:33

从结构视角看1949 年以来的中国青少年偶像


包蕾萍
摘要:长期以来,有关偶像研究的焦点都集中于偶像的世俗性和非理性一面,少有对偶像社会根源的思考。本文将讨论重点放在偶像形式方面,以内容分析的方法收集了建国以来中国青少年偶像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当代青少年偶像的建构及其社会功能目的之变迁。文章认为,制度、市场和个体的三足鼎立是社会结构性力全重新划分格局的结果,同时也喻示着中国社会正在从单一的垂直型上下层级关系,逐渐向扁平型并联关系转型。

关键词:青少年偶像结构性力童个体行动者

一、概念和分析框架

“偶像”在当代社会话语体系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词汇。近年来,有关讨论亦成为青少年领域的热点问题,以CNKI 学术期刊网为例,仅2007 年一年,检索到以“偶像”为题的学术性论文就50 余篇。已有研究中,相当一部分议题都围绕偶像的社会价值展开。比如,有研究认为当代以消费和情感为导向的偶像极可能在青少年群体中引导拜金主义价值取向(乔海涛,2001 )、激发他们的过激行为(朱大可,2007 )、消解国民的精神信仰(徐进,2007 )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形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杨雄,2007 )。

如果偶像研究仅仅驻留在上述层面,过多关注其世俗性和非理性的一面,强调其负面价值,会令研究者面临三大困境:首先,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立场,在社会主流价值影响下,无法对偶像现象进行客观研究和深人分析;其次,难以解释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偶像内容和影响力变化的原因。就事论事,就好比原地踏步,无法洞悉现象背后的本质。由此也带来第三种困境,仅仅将偶像视为一种与青少年有关的现象,忽略了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结构与功能意义。香港学者岳晓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比较香港和内地青少年偶像的异同。他在分析建国以来内地青少年偶像的变迁时,曾总结出了一个有趣的规律,认为这些青少年崇拜对象已经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偶像、从“学习”型转向“爱慕”型偶像(岳晓东,1999 ;岳晓东、严飞,2007 ) ,换句话说,青少年偶像的内容已经从榜样式人物转向青春型明星,从社会楷模转向情感依恋的对象。这种视角虽然开始将偶像放在社会和历史的框架下进行思考,但仍然没能完全摆脱价值评判的束缚― 将消费型偶像和生产型偶像置于完全对立的两极,也引来了众多共鸣者对消费型偶像和青春型明星的一致性批判(李宝艳,2005 ;李东晓,2006 )。

显然,仅仅从偶像的内容出发去分析这一现象,很难摆脱主流价值取向的影响。置身于概念之外,从形式人手去分析将其集结与社会化的机制,更能让我们反思各种习以为常的价值判断。此类反思对偶像研究特别有必要,因为偶像本身的意义就是“盲目加以崇拜的对象”(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86 : 846 )。如果换一种视角,将偶像产生放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上来讨论,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关联,会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与发现。由此也产生了本文特别想讨论的问题:除偶像的内容外,偶像的形式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偶像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否也可以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这些互动对偶像本身的意义何在?其所隐含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偶像变迁与社会结构力量变迁之间的关系何在?但目前为止,还很少看到有学者从上述角度对偶像的意义进行思考,这些局限也制约了偶像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首先大量收集建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青少年偶像史料与相关文献,然后以聚类的方式归纳,分别从偶像建构的目的、主体、主体间的关系、偶像宣传方式等方面对资料进行分类和对比,并将其和重大历史性事件结合,客观分析当代青少年偶像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因素,并探寻制约各种力量自由发展的根源,从而思考社会结构性力量是如何在同构、冲突或合作中获得了自己的成长和推动社会进步的。

三、当代中国青少年偶像建构模式:变迁与个案

(一)1949 一1970 :以制度力量为主体的“同向性建构”

1 .同向建构的全民性偶像

何小忠曾简单总结过20 世纪50 年代主要偶像,包括董存瑞、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等,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战火中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普通士兵英雄(何小忠,2005 )。除内容上的共性外,仔细整理相关历史记载(王振平、赵斌宏,2004 ;曾瑞华,2002 ;王富松,2007 ;赵光,2001 ) ,研究者会发现这一时期涌现的士兵英雄们,其事迹在宣传形式和路径上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共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条规律:

首先,作为制度力量的一部分,军队在这一阶段英雄事迹的整理挖掘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是由其所在部队司令员程子华发现和大力举荐的(王振平、赵斌宏,2004 ) ,邱少云、黄继光和罗盛教事迹也是在所在部队领导的倡议和关心下,材料经反复整理和加工上报,才得到进一步宣传的(曾瑞华,2002 ;王富松,2007 ;赵光,2001 )。军队在偶像建构中的这种积极作用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方面新中国刚刚成立,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需要缅怀,另一方面,国内外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军队对于维持稳定团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士兵英雄成为当时的社会楷模并不奇怪。通过举荐和树立英雄典型,不仅能够激发全民爱国主义热情,还能增强军队战斗力和凝聚力。此外,英雄所在部队因此所拥有的崇高荣誉和精神财富也是难以估量的,比如董存瑞所在部队至今仍被命名为“董存瑞部队”,黄继光所在志愿军第十五军连队被称为“英雄六连”(王根成、徐微,2006 ;冯春梅、孙茂庆,2005 )。

其次,制度内不同力量在士兵偶像建构过程中以“同向”推动、形成合力为主。整理相关资料,研究者会发现这一时期涌现的士兵英雄们,其事迹宣传形式和路径上存在很大程度的共性:军队上报― 记者采访― 授予荣誉称号― 领袖题词― 全国宣传― 编人课本。士兵英雄偶像的发现、宣传和学习都是通过制度内渠道运作,由学校、工厂、公社等制度内元素发动和组织的,英雄事迹无一例外都被编进了“国定制”(国家出版总署和人教社出版,新华书店统一发行)的小学教科书(何永生,2005 )。虽然这些制度力量隶属党政军不同部门,但在英雄偶像建构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相互协同,具有一致性的利益、态度和行动。这种同向性和最高领袖的威信有很大关系,在领袖题词的鼓励下,制度内不同力量把士兵英雄偶像的建构作为了一项共同的任务。

第三,媒体的偶像建构过程也表现出“同向性”。和西方传媒不同,当时的中国媒体更注重宣传效果,而非事件本身。纸质传媒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传播载体,媒体在英雄人物的塑造和传播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具有单向性的特点,积极配合制度力量的宣传需要,发挥“喉舌”作用,使英雄事迹的知晓率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 2 )宣传的目的在于突出英雄形象的“高大”。比如黄继光的宣传中,经过记者几轮修改和“合理想象”,烈士的心理活动得到细致刻画。但这种“合理想象”与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有所冲突,曾经引起了不少争论(吴谷平,2005 )。这种特点事实上是当时媒体“同向建构性”的一种表现,即从宣传效果的角度考虑新闻报道的写作,而不是从真实性的角度去客观组织材料。

最后,个体对偶像的态度同样具有“同向性”,具体表现为全民性的认同。当时的史料或回忆中,大量记录了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个体对制度力量建构的英雄的一致性认识,他们以不同方式学习,深人“理解”英雄事迹。如黄继光事迹宜传中少先队员、工人、农民们的一致表态(袁尚武,2006 ) ,质疑或者解构非常少见。不同身份个体的这种“同构”性,与制度力量利益的一致和权威性有关,这也使当时的个体在面对偶像时少有困惑和不解,完全不同于近10 年来不同身份个体对形形色色青少年偶像的差异化建构。

2 .新兴组织在偶像建构过程中获得壮大和发展

20 世纪60 年代,虽然制度力量依然是偶像的建构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主体逐渐从军队系统过渡到其他新兴组织。如雷锋事迹的宜传,海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雷锋代表着解放军“首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 是第一个被作为标准的毛泽东主义道德典范,并具有高尚的生活情趣而被大力宜扬的军人英雄”(迈斯纳,1989 : 370 一371 )。然而,50 年代董存瑞等士兵偶像已经存在的事实显然并不支持迈氏的观点,而且雷锋也没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那样突出的战斗经历,其事迹主要内容都是帮助别人、勤学《毛选》 、艰苦朴素之类的平凡小事。显然,雷锋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来自军队,更在于其全民性和普适性。

因此,关注军队之外的制度性力量,在雷锋事件中有特殊意义。雷锋是在哪些力量的推动下在全国掀起向他学习的浪潮呢?据有关资料反映(林克,1997 ) ,早在1963 年1 月,辽宁省军区和共青团辽宁省委就曾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民兵和青少年学习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同时,国防部将雷锋生前所在的班命名为“雷锋班”,但此时雷锋的影响力还仅限于军营和辽宁地区。雷锋的知名度扩大到全国,直接动因在于1963 年2 月22 日毛泽东同志的题词。这一题词是以《 中国青年》 杂志社的名义向中南海请求的,而当时的《 中国青年》 是团中央直属部门。所以题词下来后,迅速由团中央出面向全国播发通稿,并号召向雷锋学习。2 月15 日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 ,23 日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3 月4 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3 月27 日团中央书记处就各地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情况向中央写了《 简报》 。

从此以后,每年3 月5 日都成为固定的“学雷锋日”,学雷锋活动也因此延续了40 多年,成为青年运动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跨度最大的一项活动。应该说,共青团完善的组织网络,是学雷锋活动得以深入开展的有力保障,而促使共青团组织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此活动的最根本动力,还在于共青团的地位在这一活动中得到了加强,积极促进了其组织建设。成立于1949 年4 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一个年轻的群众性组织,其威信和作用一直都较为模糊和不清晰。增加此类“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组织的威信,让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团结起来,“绝大多数”统一于某种组织之中,正是毛泽东对共和国这些新兴组织最大的期望(费正清,2003 )。而雷锋的宣传和推广对这一类群众性组织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在共青团这类遍布政府、企业、军队、公社等不同单位的新兴层级组织发动下,新中国的社会教育运动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年轻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建设。

(二)1970 一1979 :从不同政治利益出发的“选择性建构”

文革时期被称为偶像的解构期或者无偶像时代(岳晓东、严飞,2007 ) ,但笔者认为,文革时期的偶像建构不是没有,而是更具有选择性。这一阶段,制度力量内部出现了分化,1949 - 1957 年间领导层间的高度团结也逐渐消失(迈斯纳,1989 ;麦克法奈尔和费正清,2003 )。政治纷争表现在偶像建构上,即原本相同的方向被打破,偶像成为不同路线之间彼此博弈的代言人。以反潮流学生偶像为例,作为一种选择性建构,其出现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相关“事迹”也根据预定的框架进行了选择性增删。1973 年6 月30 日,想上大学但文化成绩太差的张铁生在高考试卷背后抱怨道:“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佚名,2008 )并表达了“强烈要求上大学的苦苦哀告”(冯华,1976 )。张的思想客观反映了当时知青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苦闷心态(刘双,1999 ) ,但被树立为特定类型的榜样后,公开发表的“白卷”信中,原来希望上大学的“哀告”都被一一删除,只剩下充满火药味的针对白专路线的“战斗檄文”。随后,张的一举一动很快都变成了政治符号,连上大学后的一次教学实习也被宜传为新工农大学生的阶级斗争,“科学并不是很神秘了不起的,只不过是过去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和私有”(冯华,1976 )。

以相同模式建构的偶像还有“小学生英雄”黄帅(程艳丽,2004 )。同年冬天,在北京市中关村小学读五年级的黄帅,与班主任发生了一点矛盾,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教室内风波”。《北京日报》 却在迟群等人的关心下,公开刊登了其反对“师道尊严”的日记,并通过电台、报刊进行选择性报道,在短期内将一个平凡的小学生迅速树立成为了“反潮流”的好榜样。这些榜样的树立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迅速陨落也令人深思。由于缺乏群体认同,此类偶像即便在当时也受到了民间的质疑和批判(戴煌,2004 )。仍旧以张铁生为例,大红大紫的1975 年之后,1976 年就被定为了黑典型,且被捕并剥夺所有政治权利。靠政治身份获得的社会肯定在权力更迭后迅速从上而下被逐一消解,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文革后新课本来不及更换,有关张铁生的课文甚至被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小学生们用手撕去(吕梁农夫,2006 )。

(三)1980 一2008 :制度内外不同力量的“竞争性建构”

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力量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直接造成了偶像建构的革命性变化。生产力的解放迫使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寻求新的控制与平衡方式,不同力量的出现和萌芽,使得对偶像人物运动式的学习和宣传在这一阶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用渠敬东的观点来说,如果权力关系希望对心灵和身体实施控制,就要通过一定策略在其社会配置中安排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渠敬东,2000 )。

1 .偶像建构民间渠道的出现

20 世纪80 年代的偶像建构出现了二元并行的现象。消除了内部分歧的制度性力量依然扮演着社会价值主导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新偶像也开始通过新载体出现。有人撰文回忆过80 年代的两位巨星级偶像,一位是知识英雄的典型代表陈景润,另一位是以民间“地下”的方式建构的一代歌后邓丽君(梁夙芳,2008 )。

作为对“白卷英雄”的反拨,知识英雄陈景润几乎是在张铁生被捕之后就迅速得到宣传并闻名全国的,他是主流价值的英雄代表。19 ”年,“四人帮”倒台后,《 人民文学》 编辑部接到宣传知识分子的采稿任务,就电话约徐迟采写陈景润,最终成文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1978 年1 月于该刊发表,2 月17 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同时转载,随后该文也迅速被收人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这篇报告文学让数亿中国人知道了陈景润,同年3 月北京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肖重斌,2008 )。

继张铁生引发的争论之后,陈景润在全国各阶层群体中重新获得了广泛一致的认同,某种意义上来说,陈景润的宣传成功也可以被视为是制度内力量分歧消解的结果。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这一时期偶像建构的内容有所变化,从战争英雄、建设英雄转向了知识英雄,但从建构途径来看,陈景润作为制度力量塑造的榜样型偶像,却和五六十年代没有大的差异,仍旧是沿用了“主流媒体报道― 领袖接见― 授予荣誉称号― 全国宜传― 编人课本”这样一种制度内模式;宣传过程中同样存在为拔高偶像的形象而虚拟细节的现象(沈世豪,2005 ) ;个体在对陈景润这一形象的接受方面,也表现出无异于以前年代的“同向性”建构特点,以高度认同的态度看待榜样式人物。

和陈景润等主流偶像完全不同,邓丽君的走红在最初没有得到过任何制度性力量的支持。其偶像化过程是一种纯民间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法的建构,换句话说,正如许多80 年代回忆录提到的,邓的走红和盒式录音机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南帆,2007 ) ,这种电子机械设备的“转录”功能开辟了一条不依赖统一传播渠道的个人化途径,人们借助这种技术可以完全独立于传统媒体和制度内途径,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实现偶像的信息传递。

改革开放初期,以不合法(走私)形式进人中国的这些电子机械设备,虽然代表了西方先进技术,但一方面其未得到制度的许可,另一方面对制度力量的影响力形成了威胁,自然而然成为打击的对象。很快,邓丽君的歌曲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靡靡之音”,李谷一在回忆80 年代初的音乐历程时,提到过当时小学生人手一册的《 如何辨别黄色歌曲》 ,其中就包括邓丽君的歌(昊虹飞等,2005 )。1985 年? ,虽然国内对邓丽君的歌曲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但公开报道仍然困难重重。如(北京青年报》 的一位年青记者未经请示电话采访邓丽君,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领导说“我作为一个上级,认为你事前应该向主管部门打招呼”,宣传部的全国性会议上,该记者被称为“一名尽捅娄子的见习记者,”甚至有传言说他“被国家安全部抓起来了”(梁志勇等,1985 )。而邓丽君本人非常希望能到内地举办音乐会,却始终未能如愿。这些阻力实际上反映了制度力量和新兴偶像建构主体之间的初步冲突。

邓丽君的出现标志着当代中国青少年偶像转型拉开了序幕:首先,建构主体转换了。主体从原来统一的制度性主体转向非制度性主体。以流行文化面目出现的市场力量成为制度力量之外的一种竞争者,并在斗争中逐步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其次,建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主流媒体报道― 领袖接见― 授予荣誉称号― 全国宣传― 编人课本”途径不再是偶像建构的必要条件,偶像可以通过盒式录音机和磁带,以纯民间的方式在个体间传播和建构;再次,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的态度在偶像建构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面对传统模式建构的偶像时,个体以学习和理解为主,但在通过技术渠道传播的偶像时,个体可以选择接受与否,比如,喜欢邓丽君,就转录她的歌;不喜欢,拒绝收听,也不会受到制度力量的批评。

2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力量

上世纪90 年代起,市场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偶像建构过程中,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力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力量和文革时期制度内部分化的力量不同,其竟争目的不在于政治权力,而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遵循的也是市场化规则。对市场力量来说,个体是需要争取的消费群体,而不是需要“教育”的对象。因此,在塑造偶像的过程中,广告和包装替代了宣传和学习,物质和商业价值开始取代生产和集体价值,偶像建构开始走向迎合个体身心特点和主观欲求的道路。

哈里? 波特在中国的成功,是近年来偶像工业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玉溪,2007 )。市场力量通过和媒介的合作开发了全新的文化产业链。除小说、电影票房收入外,服装、饰品、玩具等衍生产品都为投身这一产业的商业力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作为竞争和利益的产物,即便是哈里? 波特这样大红大紫的偶像,要获得持续的生命力,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对受众需求的不断迎合,方能继续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在偶像工业里,个体真正成为了上帝,也因此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可以对偶像任意品评和发泄。

相形之下,制度力量建构的榜样式偶像在这一阶段开始面临无人关注的尴尬。向英雄人物学习开始成为一种形式,与个体的生活严重脱节。为了吸引个体的注意力,雷锋开始谈女朋友,重打扮,戴手表,并漂洋过海成为西点军校的典范(陈重和等,2002 )。但即便这样,90 年代红遍中国的青少年偶像中,仍以西方和港台影视歌明星占了绝对主体。如1993 年初南京媒体举办的“十大青春偶像”评选中,近3000 名青少年评出的“偶像”有9 名都是港台流行歌星,雷锋则是人选者中唯一的非歌星和内地人士,以107 票位居第五(沈杰,2004 )。

明星偶像在个体中的占有比例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榜样偶像,似乎说明市场力量在和制度力量的竞争中胜出,有人因此而惊呼,中国的信仰倒塌了,精神出现危机了,榜样和偶像从重合开始走向分离了(周永孝,2007 )。那么该如何看待市场和制度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藩篱呢?当市场把生产力从计划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就真的不能登堂人室,谋取更多的话语权?

3 .民间建构集道导致三角博弈关系

互动电视、网络和博客的兴起,为偶像建构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一类途径和传统偶像构建最大的不同在于,个体行动者不再是被传播的对象,相反,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互动式交流中得到了释放,个体开始成为市场和制度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扮演起偶像建构新主体的角色。以2005 年超级女生选秀为例,其运作机制(海选― 淘汰赛― 决赛)和三权制约的评分机制(短信投票、大众评委和专家评委),将个体力量公开置于偶像产生的关键环节中,以短信投票的形式,在偶像建构中赋予了个体行动者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包蕾萍,2005 )。

在今天这样一种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偶像建构只依靠制度、市场和个体三者中的一方显然是不行的。偶像要获得最广泛的社会认同,需要三种主体之间以尽可能多的合作来取代竞争。然而,在这种三角关系中,三种力量并不平等。

和制度力量、市场力量相比,个体始终还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多元利益需求缺乏一致性基础,本身的无组织性又使其所认可的偶像很容易堕人不确定性和短暂性的深谷,比如08 春晚各BBS 上流传一时的红衣少女,6 月抗震救灾以及奥运看台上最美的志愿者等等,都摆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在网络之外,个体很少能获得制度力量或市场力量一样的多样化支持性渠道,相反,缺乏确定性的群体互动一旦被煽起,就很容易被专业推手们所利用,不知不觉中成为市场或其他力量的“合作者”。如平民偶像“天仙妹妹”的推手浪兄、“芙蓉姐姐”的推手陈墨,他们在实战中所挖掘出来的利用网络人气进行偶像建构的民间渠道,为他们带来了不少的经济利益,除成立各自的专业营销公司外,还以广告代言、活动收人、出售照片等方式开辟了一条新兴的产业链。、

然而,个体虽然因为分散和利益多元而缺乏理性,但并不像上世纪和本世纪初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愚蠢和无知的(勒庞,加07 ;赖希,1993 ) ,相反,经历了运动的洗礼,制度力量内部分化以及市场力量的竞争之后,个体力量得到了萌芽和发展的机会。在无数次被欺骗和利用之后,个体行动者们也开始分析偶像背后建构主体的动机,他们所代表的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是什么?以08 艳照门事件为例,网友的分析不仅触及该事件中偶像本人的性态度和婚姻观,还涉及其背后几大商业公司及黑白红力量间的复杂利益纠葛。偶像在建构的同时又迅速被解构,这种趋势虽然有利于个体培育独立的思考能力,但也正如朱大可所说,带来了“娱乐的危机”(朱大可,2007 )。信任受到破坏,社会价值标准受到挑战,偶像轰然倒塌时,也令当代社会中的个体陷人了深深的孤独之中。

制度力量在这方面的态度也值得玩味。和20 世纪80 年代对市场力量的一味排斥不同,制度力量开始注意到市场力量及个体行动者在偶像建构中的影响力,也开始思考如何变革传统的制度内建构方式,从符合个体需求的角度去更为人性化地完成社会教育的任务。2008 年“抗震救灾小英雄”的宜传不再通过运动式的学习去推广,而是通过奥运、残奥等平台,以人性的方式去打动大众;明星偶像周杰伦的歌曲《 蜗牛》 2005 年人选“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在当年的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上公布,并得到政府的公开推荐(董川峰等,2005 )。应该说,制度在争取个体和市场的支持方面还是付出了不少努力。

另一方面市场力量也开始有意识地重构或再构制度力量推出的榜样式偶像(如雪村的《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以合作的方式取代竞争,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合作并不一定会取得成功,刘胡兰、雷锋的卡通化道路就曾因为多方阻力,受到了挫折(张建群,2006 ) ,这也说明市场和制度力量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无法调和的,在寻求个体、制度和市场共同认同的精神偶像方面还举步维艰。

四、对建国以来偶像建构模式变化的意义分析

分析偶像有很多视角,政治视角关注偶像背后的政治诉求与利益代表;代际视角关注为什么父母时代的偶像会被子女们忘却;心理视角重视个体的认同机制与表达需求;文化视角讨论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而结构视角往往被人们忽视。事实上,从榜样式偶像到明星式偶像,从生产式偶像到消费式偶像,从精神偶像到物化偶像,偶像内容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顾60 年来中国青少年偶像建构模式的变化,笔者认为,建构主体、途径和内容的变化都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构性变化有很大关系。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任务,会导致社会结构性力量格局以此为目的进行重新配置,而这些格局的重新配置是偶像内容形式变化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偶像建构模式经历了建国初的“同向性建构”、文革中的“选择性建构”和改革开放后的“竞争性建构”三个阶段,而其背后的结构力量也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从统一到分化的逐步复杂化过程。

(一)改革开放前结构力量经历了从一元到分化的过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投人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解放战争的胜利帮助中央政府树立了威信,但百废待举的新中国中,旧势力的影响仍然存在,以何种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原有的社会、经济、心理束缚的瓦解,让人民从内到外做好迎接新价值新制度的准备,更快更好地投人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是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此背景下展开,偶像建构同样也属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历史经验表明,当时背景下,这种以制度力量为主体的自上而下建构方式确实起到了坚定立场、凝聚人心的作用。而在偶像建构过程中,制度力量也有效实现了对党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人开展,制度内部对中国选择什么发展道路出现了不同意见,制度力量也因此分化成了不同路线为代表的政治派别。而代表小集团利益的偶像,一方面很难像建国初期的士兵偶像一样,在宣传过程中得到方方面面的配合,另一方面其群众基础的薄弱性,也对整个制度力量的影响力造成了冲击,使得偶像的整体社会认同度急剧下降。

(二)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力量的变化导致偶像影响力分化

上世纪70 年代末,虽然制度内分歧在权力更迭后消失,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使得市场成为制度之外的另一种结构性力量。一方面,制度希望继续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在更新既有习俗和习惯性思维的基础上,继续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力量又急需在意识形态领域分一杯羹,在合法的基础上继续得合理性。

作为精神价值符号象征的偶像因此成为两种力量竞技的领域。从表象上来看,制度力量仍旧通过课本、媒体和其他一些制度内渠道定期开展榜样式偶像的宜传活动。而各种新兴的经济实体只能通过广告、音乐、体育、影视等一些制度外渠道来开展明星偶像的造势活动。但两种力量的竞争,使得个体在面对形形色色的“偶像”时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他们摆脱了同向性建构的制约,开始以异质化建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

当个体需求取代制度需求成为偶像建构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因子时,制度力量所宣传的榜样式偶像开始失去了其原有的广泛社会认同,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退化为一代人的怀旧式回忆。相反,消费式偶像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但市场内部利益的分化,使得消费式偶像纵然总体上影响力更大,但这一类偶像内部也存在不同利益导致的不同受众群体。仍旧以超级女生为例,2005 年海选最终得胜的三位超女,虽然吸引了大量的粉丝,但也形成了玉米(李宇春迷)、笔筒(周笔畅迷)、凉粉(张靓影迷)等不同的歌迷团体,他们彼此之间互不接纳,各有所好。偶像不再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相反开始成为分众利益的代表,需要通过竞争来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三)近十年来,新兴技术平台的出现重新划分了当代社会结构性力量的格局

近十年来,网络等技术渠道的平民化和普及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对市场和制度力量发表更多的看法。而另一方面,市场和制度这两种结构性力量彼此之间越来越白热化的竞争,使得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信息越来越复杂,偶像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暂和不确定。为了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制度、市场力量开始以个体需求为导向,打破制度内外的区隔,寻找合作共东的方式。然而这种探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最初的失控到逐渐在制度力量、市场力量甚至个体力量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与同构点,个体不再是可以被随意忽略或塑造的力量,相反“民意”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家决策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但三角力量彼此间的协调制衡应遵循什么原则?偶像的功能目的在于社会教育、经济利益还是个体需求?或者说三者之间各占一定份额?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关注偶像问题的研究者需要考虑的,同时也是从事国家管理的制度设计者需要认真探索的。

从制度主体到非制度主体再到个体行动者,从满足集体利益需求到经济利益导向再到迎合个体的基本需要,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再到个人博客,在观察当代青少年偶像建构形式的这些变化时,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中偶像建构不再是单向的一方说了算的局面;相反,呈现出一种个体和利益主体“互构”的局面。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社会功能的运转,很难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个体行动者一方,相反,他们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即“互构”才是社会转型的最大动力(吉登斯,1998 )。

   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代青少年偶像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三方面的意义:首先,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竞争令个体面前所呈现的信息越来越复杂多变,对偶像的价值判断标准更难达成一致,对偶像的认同表现出了差异化的特点;其次,制度内外利益主体的存在,为个体利益的表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与可能,个体也因此拥有了超越以前时代的话语权力;最后,青少年偶像建构模式的日趋复杂和多元化,也说明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单一的垂直型上下层级关系,发展为扁平型并联关系。制度力量、市场力量、个体力量在偶像建构这一事件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实际上也是当代社会不同结构力量之间平衡协调可能性的反映。允许不同力量间互动和制衡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社会制度和未来一代精神世界丰富性的动力所在,但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力量格局中,如何去塑造或建构反映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偶像还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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