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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日本梦"解构
作者:吕耀东    时间:2014-12-29 11:21

 (原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第六届《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三等奖

  内容提要:“日本梦”作为一种不断追赶、超越欧美的期盼和构想,实质上是日本的“大国梦”,只是实现的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战略诉求而已。“日本梦”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体现为“脱亚入欧”、称霸亚太、“一亿总中流”及摆脱“战后体制”等形态,在当代幻化为追求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历程。“日本梦”在历史的探寻中逐步形成内涵与外延的现实积淀。在中曾根康弘呼唤“政治大国”梦想的感召下,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阐明,“美国梦”对于“日本梦”的形成影响颇大,尤其是基于二战后的日美同盟而崇尚美国价值取向上,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正常国家论”诠释的日本“大国化”路径各异,选择何种道路日本需理性反思历史。

关 键 词: 日本梦  美国梦  一亿总中流  正常国家论  大国化

作者简介: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731.3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1301-0003-19

一如日本文学家司马辽太郎在长篇历史小说《坡上的云》中所描述的那样,当刚刚打开国门的近代日本,“国内无论朝野,万事皆采用西洋近代文明”,[1]向往且焦急地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就像是“朝着坡上一门心思前进的云”。

所谓“坡上的云”就像是日本向往西方的梦幻,追求欧美的“日本梦”。这样的梦想伴随日本走过“脱亚入欧”、称霸亚太及战败投降等曲折历程,而始终追求不渝。中曾根康弘将这样的历程表述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不,应该说从明治以来的一百年里,日本人一直是盯着‘坡上的云’,即以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聚神竭力地向前追赶过来。”[2]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典范自然成为日本寻梦的偶像。尤其是基于二战后的“日美同盟”而崇尚美国价值取向的“日本梦”,在日本政坛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已在当代幻化为追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追梦过程。继民主党政权实现钓鱼岛“国有化”,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再次执政并将修改宪法、自卫队改“国防军”提上议事日程,依托日美同盟“借船出海”已成为日本谋求大国化梦想的重要战略选择。

一 “日本梦”的内涵与实质

(一)“日本梦”的内涵

“日本梦”在历史的探寻中逐步形成内涵与外延的现实积淀。“日本梦”作为一个概念来说,在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所著的《日本改造计划》(1993年)中将其内涵明确表述为,日本要努力实现类似美国“重视个人的社会”的“日本梦(ジャパニーズ?ドリーム)”。 [3]小泽一郎指出,从20世纪初开始其黄金时代的美国,作为人们梦想的国度,受到世界的羡慕和期望。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力为背景,有能力者、奋斗者,都能够得到机会。这就是美国梦。像在美国学习和生活过的人们的想法一样,“体验过美国生活的人们,将其优秀成分带回本国,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像美国一样。我们的先辈也是这样的”。小泽一郎认为,美国梦促成日本梦的产生,美国梦对于日本梦的形成影响颇大。

小泽一郎的上述观点点明了日本正在依托日美同盟,以“吉田主义”主导日本实现经济大国梦想的历史事实。二战的惨败,使得日本人再次领略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厉害,也在日本人心中唤起了更为强烈的“追赶意识”。战败国日本确立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主要支柱的“脱亚入美”理念。二战后,驻日美军对战败的日本进行了“民主主义”改造: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为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取消了天皇专制制度;[4]实行经济民主化;改革教育制度,普及国民义务教育。随着冷战的加深,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美国开始转变对日本的政策,为了将日本建成东方反共阵营的主力军,加大力度帮助日本政府发展经济。美国用“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的名义,向日本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援助,使日本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战备物资的大量需求,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出口不断扩大,生产的扩大给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赢利,这为日本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当作目标的欧美国家那“坡上的云”业已消散了。异军突起的日本,要与美国平起平生、一争高低的信心日趋增强。但日本人“在丧失了目标之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公害等若干遗留问题,还未得到善后处理,就又站到经济低速发展的入口处了,以致许多人感到惘然若失,无所适从。”[5]但政治家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甘于日本的现状,而是在寻找新的“坡上的云”,确立日本新的“远航目标”。[6]那就是,日本不仅梦想成为美国一样的国家,还包括认同美国的价值观、政治体制、文化及生活方式,力求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7]

在小泽一郎看来,尽管日本的经济指标正在具有不低于美国的力量。但日本之梦的声音还未完全听到。”[8]因此,小泽一郎系统而全面地构想的“日本梦”不仅包括狭义的“重视个人的社会”,还包括广义的日本“政治改革”、成为“正常国家”[9]等宏大构想。具体来说,第一,在个人层面,要实现“不限于首都圈生活的自由”、“不以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摆脱过长时间劳动的自由”、“没有年龄性别限制的自由”、“废除不合理规章制度的自由”等“五项自由”,[10]使得国民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构筑起“真正重视个人的社会”。第二,在国家制度层面,力求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类似美国的保守“两党制”,加强日本政治家的领导力,使得日本承担起大国责任。第三,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使日本争取成为“普通国家”。[11]所谓“普通国家”需具备两个要素:其一,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实行,特别是在安全保障领域要能够这样说。其二,对为构筑富裕稳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以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共同课题,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12]可以说,“正常国家论”在强调日本以“经济援助”、“地球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一些国际贡献的同时,还要在国际“安全保障”领域有所作为,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作用。

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构想“日本梦”之际,正是日本政坛开始“总体保守化”之时。当时日本政坛的保守主义政策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其表现为企图改变战后日本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和平发展道路,主张海外派兵,以追求政治大国为目标,试图修改和平宪法,为侵略历史翻案等为特征。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换,体现为“对内建设丰富、充实的生活,对外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政治新思维”方面。[13]这样的理念逐渐脱离战后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重经济,轻军备”传统路线,使日本朝着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方向发展。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小泽一郎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群体崛起,主张对内进行政治改革,为建立美国式“保守两党制”的目标积极创造条件;对外倡导加强日美同盟,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

(二)“日本梦”的实质

第一,构筑“真正重视个人的社会”,是因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没落,“一亿中流”梦想行将破灭,日本需要恢复国民的自信心。所谓一亿中流(或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以来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日本社会普遍实行的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再加上年功序列工资制度的作用会使许多员工“从一而终”,并形成“员工与企业独特的相互依存”的理念。这种意识促成了员工在工作中相互协作、配合的“集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心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产品性能优良的基本前提。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国民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产生了一种“生活保守主义”的倾向,大多数国民普遍认同保守政党执政带来的经济繁荣,希望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一亿总中流”意识也随之动摇。在此期间,日本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终身雇佣制的年功序列与内部晋升原则已经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14]一些像工蜂一样仅会苦干而不能巧干、没有掌握先进技术的蓝领职工被迫下岗,一向令日本人骄傲的终身雇用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另外,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加重,很多20岁到40多岁的人基本没有储蓄。日本人开始反思,包括抑制内部竞争、阻止外国企业进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等奠定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基石的制度设计是否已经没落。日本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希望通过构想“真正重视个人的社会”,力求冲淡日本国内日益贫富分化的社会现象。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美丽口号模糊了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一些日本民众对于保守政党的认同,正是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政坛总体保守化及政治右倾化的社会土壤。

第二,“政治改革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建立新体制,即首相名副其实主政,并且领导政治。”[15]在保守派政治家小泽一郎看来,“现在世界的倾向是领导者的发言越来越重要。”[16]为此,小泽明确提出日本需要以“保守两党制”确保政治家的主导内政外交。因为“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日本有义务对“世界作贡献”,[17]并且成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18]日本学者浅井基文在《日本新保守主义》中指出: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受到了外来压力。认识到外来压力的严厉,并希望确立一种具有对外来压力有效地作出反应和处理机能的政治制度。”[19]可以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关于对内实现保守“两党制”、对外实现“正常国家”的政治构想,不仅是日本新保守势力的政治追求,也基本上反映了冷战后日本政治变革的思想潮流。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理念集中表现为:坚持日美同盟,提高日本国际地位,成为政治大国,依靠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发挥国际作用。重点是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修改宪法第九条或对有关集体自卫权作出新的解释。这样的政治理念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内政外交的未来走向。这样的“政治诉求”,目的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最终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因而,修宪、“争常”并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大国化战略”,就成为日本新一代保守派政治家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主题。然而,关于二战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无疑成为日本新一代政治家的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迈出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一次失败”。[20]如果日本新一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在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对于日本二战侵略历史不加反省的“肯定”,不彻底反思其“历史观”,不仅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也无法“脱离战后体制”,重塑国际新形象。

第三,日本把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承担所谓“国际责任”的前提。“正常国家论”是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提出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理念,反映出“日本梦”的长远目标。小泽在书中称:“必须尽早建立起冷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任何国家必须更积极地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日本不应该选择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之外的道路。”[21]为此,他认为,日本理应成为“正常国家”。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构想,是以改变日本“战败国家”现状为目的的。从内涵看,“正常国家论”谋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主张把在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变成在国家功能方面与别国毫无二致的日本。从外延看,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是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包括内在的军事大国化,以及外在的行使集体自卫权。[22]“正常国家论”的要害,就在于以“为国际安全做贡献”为由,提倡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国内外舆论牵制,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

“正常国家论”要求将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作为重点。日本主要保守政党——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就是倡导“制定自主宪法”,自主制定宪法可以说是“自民党存在的价值之一”。因而“修宪”已经成为自民党的宿命。自民党于2005年出台的“新宪法草案”表明,将修改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以及不拥有交战权,致力于实现自民党建党以来“自主制定宪法”目标。2006年自民党执政的安倍内阁时期,安倍就推崇“强国论”,主张修改宪法,摆脱战败国形象,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自信的国家”。安倍立志要在任内确立“新宪法”,具体来说,就是用五年时间采取两个步骤实现“修宪”:一是重新解释宪法,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二是着手具体修改宪法。只是当时安倍内阁存续太短,安倍本人的修宪宏愿未能完成。在2012年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安倍强调:从日本各大报社做的舆论调查来看,超过一半的日本国民都支持修订现行宪法。在安倍看来,“修宪”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实现政治与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安倍立志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完成自民党尚未完成的“改革”使命,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目标。

  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安倍想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有自信的国家”。安倍曾在“新世纪总理宣言”中说: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信和骄傲”,“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安倍曾倡导的“教育改革目标”,其核心是要摆脱“自虐性的历史教育”,以便使日本下一代从小“对国家感到自豪”。在对外关系及对华政策方面,安倍强调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支柱是“强化日美同盟”,并表现出对华强硬态度。[23]这表明安倍秉承“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理念、谋求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构想。

 “日本梦”的延展及其表现形式

对于梦想的必要性及作用,日本政治家小野晋也认为,“梦”是人类个体成长的精神动力,这种梦想的力量可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24]历史事实表明,“日本梦”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觉存在,已经内化于日本追求“大国化”目标的过程中。并在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中,表现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种种构想,且重点体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一)国民“一亿中流”的梦想

“一亿中流”的由来,可以回溯到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以培育中产阶级为主旨的政策理念。二战后,通过解散财阀和一系列的强制性经济民主化措施,平等主义在观念上得到实现,日本各个企业尽量淡化内部上下之间的等级差别观念,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企业确立了“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日本社会学家今田高俊认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社会阶层的改观,与其在于平等化的推进,更不如说是由于中流意识的广泛化、较高的社会移动率、社会地位的非一贯性等等,使得阶层非构造化”,“使阶层固有的文化、价值及生活方式等失去了实体”。[25]在日本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表现为新中间阶层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逐渐发展壮大,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及群体利益和群体意识。作为一个社会新生力量形成之后,中间阶层自身特有的群体意识,会反映到日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表达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价值和利益要求。“中流意识”的兴盛是战后日本社会阶级阶层意识的最大变化之一,也是导致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群体意识正是“日本梦”在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表现。

“中流意识”的兴盛是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从1955年到1972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物质生活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0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第一次出现了“消费革命”的提法。所谓“消费革命”,不仅是指物质消费方面的变化,而且包含国民生活态度的变化,消费者从传统的节约思想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生活的舒适,进而接受“消费乃美德”的新价值观念。国民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所谓“中流阶层意识”。[26]整体上来讲,“中流意识”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样的群体意识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后半期的整体国民意识。

从整体来说,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中流”意识,是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滞后反映。因为社会意识、大众心理的变化与政治、经济的变化相比,有一定的滞后周期。一方面,它确实是国民生活整体水平提高,收入差距缩小,产生平均化倾向的产物,另一方面,中流意识的出现也有一些不正常因素的促成。所谓“中流”是既无定量又难定性的模糊概念,标准因人而异。有的看重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有的看重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有的看重学历和文化素养。另外,接受调查者出现脱离劳动者身份的倾向、主动将自己纳入中间阶级以提高社会地位是在所难免的。[27]其中最关键的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日本社会存在的阶级差别,社会的表面繁荣模糊了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尤其是日本大众普遍将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同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加之政府和传媒的宣传,“中流意识”便逐渐成为当时日本国民普遍认同的社会意识和梦想。

然而,从1990年开始及至泡沫经济崩坏,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中流意识逐渐弱化。同时,日本在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过程中,未掌握先进技术的职工纷纷下岗,具有日本特色的终身雇用制也逐步弃用。进入21世纪初期,日本有“中流”意识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就连安倍晋三在其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中也认为:与“一亿总中流”过去的日本相比,出现了差距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8]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显示,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逐步降低。2001年,被调查者回答生活“很苦”和“比较苦”的分别占20.2%31.2%,两者合计为51.4%2006年,被调查者回答生活“很苦”和“比较苦”的比重分别提高到22.8% 33.5%,两者合计提高到56.3%[29]另外,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加重,导致日本家庭储蓄率逐年下降。日本《2007国民生活白皮书》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前后,日本家庭储蓄率最高,1974年曾高达23.2%1980年亦为17.3%。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家庭储蓄率日趋下降,2000年已不足10%2005年已下降到了3.0%[30]上述数据表明,有中流意识的日本人逐年减少,日本“一亿中流”梦想正在逐步失落。

(二)国家主义梦幻的社会基础

日本社会的“中流意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社会阶层改观的假象,这样的现象掩盖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现实,使得日本中下层民众因暂时的生活改观,产生“中流意识”的错觉。经济的增长给人们带来的福利,使人们淡漠了对社会不平等的关心,维护自己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他们多了保守化的特点而少了革新的意识。这样的群体意识必然反映到了日本的政治层面来,进而成为日本国家主义梦幻的社会基础

第一,满足现有的生活状况,形成对日本社会现实的认同。在日本“‘中流意识’成为茶余饭后谈话主题,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阶级政治时代的告终,汽车、彩电、空调等消费品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中流生活深入到了大众意识。”[31]根据对日本政府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中关于从生活程度看阶层归属的调查分析,90%以上的日本国民认为自己的生活程度已经达到中流水平。这样的个体意识已经转化成为群体意识,变成日本的社会意识,并对日本政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因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是相互联系、密切结合的。日本国民个体的中流意识形成国民的整体社会意识,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认同转化成为对民族及国家的肯定。这样就形成了对于国家主义的认同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譬如,对于近年来日本政府实施“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和“侦听通讯法”等国家主义政策的默认,就充分说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国民基础所在。

第二,认同执政的保守政党政治,不愿革新。“高速增长期生活水平的上升、社会移动的增大使阶级的非构造化产生了多样的中间层。人们的意识转向了保护已得到的地位,维护福利制度的权益及商业界、农民、店主、专业团体等各种各样利益团体的权益成了政治上的焦点。[32]经济的发展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普遍的实惠,过去对革新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变成了现在对保守党联合政府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根源于对日本保守政党现行政策所带来的“中流”生活水平的承认和接受。具有“中流意识”的大多数国民开始转向肯定现行体制。日本国民形成这样的群体意识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且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这种意识反映到政治层面的表现是认同和支持保守政党及其政策,放弃对革新政党及理念的认同。

第三,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政界的分化和改组,客观上促进了日本“总体保守化”的进程。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至少有9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尽管有些人不承认中间阶层的说法,甚至认为中间阶层的概念也不甚清楚。”[33]日本“一亿国民的总中流意识”使许多人既对现状不满,希望变革,但是又不愿意实现过于激烈的改革,害怕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是革新势力日趋没落,而保守势力特别是新保守主义思潮能够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第四,“中流意识”演变为日本国民“总体保守化”,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形成和扩展的土壤。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的“中流意识”已经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演变为“大国梦””。“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正经历战后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国民精神也陷入“螺旋性下降”的状态中,对政治的失望而渴望强权人物的出现。2000年日本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位候选人中以166.4万张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就是明示。“如果说冷战时期极右势力是一小撮,国家主义在日本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潮的话,那么冷战结束10年后的今天,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逐步发展成一种日本社会的共识。”而且“大多数国民已经基本接受了保守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并明显呈现出“总体保守化”倾向。”[34]以日本政府政治右倾化为先导,形成与传媒、公众等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使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和社会保守化进一步加强。当日本政府倾向于政治右倾化,媒体也推波助澜的时候,日本公众不是认同者就是“沉默大多数”,反对者寥寥。

(三)从“正常国家论”到“大国梦”

   日本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自由派与保守派两条路线的争论。冷战后的“吉田主义分化为两种立场:一是继续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修改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前者是站在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上的和平发展主义,主张冷战后的日本必须发挥作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的作用;后者是坚持现实主义观点,主张为保护日本的安全和维持国际秩序,应该在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35]提出应以日美同盟为中心,扩大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彻底摆脱和平主义的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也就是说,自由派以“民生大国”为国家发展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以非军事手段发挥国际作用。保守派以“正常国家”为国家发展方向,对外主张自由、自助和自决,进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普通国家论”者的共同点是均奉行现实主义对外政策。譬如,小泽一郎主张日本应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伊藤宪一、冈崎久彦等人则主张加强日美同盟,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36]这样的两种立场经过“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洗礼,在“全球性民生大国”与“正常国家”的战略选择中,最终保守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论战中逐步取得上风。

在当代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譬如,保守派政治家小泽一郎把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承担所谓“国际责任”的前提。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小泽以强化日美同盟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正面理由,以所谓“中国和朝鲜半岛是亚太地区最大不稳定因素,其对日本的行动存在密切的关系和牵制”为反证论据,[37]以此说明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从根本上看,“正常国家论”的对外政策理念是要使日本能够修宪派兵,并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旗号下,为国际做出贡献。但其实质是要抛弃和平宪法第九条,走政治及军事大国路线。

   进入21世纪,日本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承担“国际贡献”、参与国际事务,甚至不惜以否认侵略历史,重塑日本因战败受挫的民族信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生大国论”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主张日本要靠非军事手段发挥国际作用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大趋势。对于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的日本来说,“迷失独立和自尊的和平协调主义,必定招致反对。21世纪初期的日本外交,之所以出现对周边国家坚决贯彻自己的观点和风格,即是其反作用的实例”。[38]因此,“民生大国论”逐步让位于对外主张自由、自助和自决,进而实现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正常国家论”。“正常国家论”完全成为日本制定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9.11恐怖事件后,日本扩大了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国际参与。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根据新的立法向印度洋和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其合法性是依据联合国决议参与国际安全保障框架,而实际上则是强化日美同盟”。[39]随后的安倍内阁、麻生内阁亦将发展日美关系作为外交重点。可见,日本实现“正常国家”,尚需要依托日美同盟来实现。日本出台一系列唯“美”是从的外交政策,就是贯彻“正常国家论”关于对外战略的具体体现。

   实际上,“正常国家论”实质在于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社会转型、突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另订安全保障基本法,为组建“国防军”和行使集体自卫权,扫除观念、法制及法规方面的障碍。“正常国家论”的关键在于提升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增强日本拥有国际政治权力的深度。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追求对外战略目标的步伐,[40]不断拓展日本的对外战略空间。日本“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是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和法案,力求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最终实现由战略理念向战略现实的质变。

 “日本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日本梦”是“脱亚入欧”、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赶超欧美,国民追求“一亿中流”,国家渴望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的战略构想。但是,日本在追梦的过程中却屡屡偏离航向,既有与西方经济摩擦产生的挫折,[41]也有“入亚入美”身份认同的迷惑,还有以自身国家利益为中心,不顾中日关系大局、否认侵略历史、恶化东亚安全环境的失衡心态,丝毫看不出日本承担“大国责任”构想的能力和气度。

(一)日本国家利益的战略诉求

   日本向来重视对国际环境和外部秩序变动的观察、评估、调整和适应。21世纪初期,日本有关未来发展战略走向的争论基本形成定论:以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法体变动为象征,以“正常国家”为主体诉求,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已经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接着,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的论争持续升温。其中,“现实主义”观点尤为突出,强调“战后日本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际利益,所以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际利益”。[42]这样的“现实主义”充分反映了日本日益追求“正常国家”战略目标的强烈愿望。作为对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利益主张的回应,2000年初,在日本官方智库的《21世纪日本的构想》中提出了“开放的国家利益”概念。该报告指出:“不增进国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在日本国内不可能持久,而盲目地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也不能持久。重要点在于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这是站在与他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高度,通过加强与他国的友好关系来改善国际环境,长期、间接地满足本国需要的外交战略”。[43]这样的理念反映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的新路径,并将日本的国家利益放在国际体系的范畴之内加以考量,在巩固国际体系内西方发达国家既往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涂上维护国际利益的保护色。

2002年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明确指出[44],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日本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制定长远战略。该报告亦提出所谓“开放的国家利益”。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第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第三,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以及推动国际人际文化交往;第四,积极推动以学术、文化和教育为主的国际民间的交流。[45]可以说,这些内容不仅反映出日本渴望参与国际事务,确立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还表现出刻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战略理念。尽管该报告指出,只顾本国的狭隘国家利益必然导致与他国的对立,只有与他国的国家利益长久共存的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但其中的“价值观理念”势必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形成对立与摩擦。事实证明,日本这样的“国家利益”已经成为21世纪初日本追求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并贯彻于日本的外交战略之中。在日本外务省组织相关学者编写的《面对21世纪挑战:日本外交的课题》中就“日本外交的目标”指出:日本外交的目标换言之就是我们要通过外交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究其核心就是“确保我国繁荣及国民的安全”。[46]这样的表述将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利益要件之上,体现出日本“开放的国家利益”的显著特性。

在日本知名智库2005年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国家战略》报告书中,再次确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突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和“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两大“国益”要件,表明日本国家利益核心的同时,进一步确认了其坚持“西方价值观”取向的外交方针。该报告对于日本对外战略侧重点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在拓展日本防卫能力的同时,通过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国际合作,向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方向发展;二是在日本周边推动和平繁荣、自由与民主价值理念的战略构想。[47]可以看出,日本对外战略原则是坚持“国家利益”核心,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亚洲外交”。2010年以来,美国不断通过航母游弋以及政治对话,希望取得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话语权,积极构筑“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框架。[48]基于非对称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政府放弃“东亚共同体”转而申请加入TPP,事实宣告日本的“开放的国家利益”是服务于日美同盟及其共同利益的。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曾在“新世纪总理宣言”中表明:“外交的目标就是要保护国家利益”,二战后“我们的外交不敢明确阐述这个观点,只是很模糊地表述一下慈善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49]这说明安倍从“国际协调”向“现实主义”倾斜的外交理念,表明安倍力求通过全新的外交政策,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梦想。

(二)日本保守主义内政外交难圆“大国梦”

中曾根康弘在新著《保守的遗言》(2010年版)中指出,日本危机开始于近年来的政治不安、经济停滞和社会泡沫的破灭。鉴于日本社会危机四伏、大国梦断,他呼吁,当今日本要努力克服“迷失的20年”,励精图治、开拓创新,迈向“第三次开国”。他还强调,为了摆脱日趋严峻的国家危机状况,必须重新审视保守主义。他把保守主义特别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保守主义界定如下:“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激进主义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它全面继承历史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它以自由民主为基础坚持不懈地进行改革。”[50]事实上,这样的保守主义一直是日本保守政党的内政外交理念,具体表现为放任否认二战侵略历史的言行、强化日美同盟及恶化亚太安全环境等强权政策。事实证明,在这样的保守主义理念指导下,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难以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梦想”。

日本民主党执政似乎接近美式“两党制”梦想,但其未能表现出与自民党抗衡的政治能力及战略气度。尤其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仍然坚持日美同盟的外交基轴,,随着美国战略东移不断起舞,不断渲染“中国威胁”。事实上,日本搅乱亚太地区睦邻环境的功利性外交策略,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其对外战略的根本目的。在民主党执政初期的《政策公约》中指出,“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以构筑自立和共存的友爱精神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力争成为受到国际社会信赖的国家”。日本民主党基于这样的理念,在实行政权更迭和上台执政伊始,刻意提出有别于自民党联合政权时期的对外目标及外交方针及政策。民主党确定的对外关系总体目标是:在取得与国际社会利益一致的同时,为保证本国的安全及实现国家主体性而努力实现“外交立国”;在坚持以宪法和平主义为基础的防卫政策的同时,本着现实且富有灵活性的战略目标,确立日本外交的自立性和活力。[51]但是,上述外交战略理念并没有在民主党政权的外交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强化日美同盟、介入“南海问题”和离间周边睦邻关系等等作为,大大背离民主党执政初期外交战略的目标,表现出日本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表现出与日本大国梦想相背离的战略错位。鉴于民主党的执政乏力,保守“两党制”风雨飘摇,准备重温“一党独大”的自民党在2012年“总选举”竞选纲领《政策公约》中表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国民都拥有自信心、都有机会挑战梦想、企业最有活力及为国际社会所信赖的的国度。[52]

松下幸之助曾在著述《面向21世纪:我的梦·日本的梦》的前言里说得明确:日本有不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描绘面向21世纪理想的模式与梦想,将日本构建成为社会和谐、国际协调的国家是可能实现的。[53]近年来,“日本梦”开始在历史的、民族主义记忆中探究根本、寻找面向未来的希望。由司马辽太郎同名历史小说改编的“人气”电视剧《坡上的云》,充分表达了作者看着日本一步步发展起来、实现梦想而发出的由衷感慨。“无论是什么社会阶层,什么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你有为了取得一定资格而必需的记忆力和耐力,就可以成为博士、官吏、军人、教师的一员。这个时代的乐观豁达,正是来自于这种乐天主义。”这段文字道白表达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民族“进取精神”,也是对“日本梦”的内涵诠释。该剧在经济氛围长期低迷的当代日本社会赢得了极高收视率,起到了鼓舞国民自信心、启迪日本“第三次开国”思潮的积极效果。但也触动了日本昔日军国主义的神经,使得右翼分子和保守势力日益将国家发展战略梦想转向日本的政治及军事大国化选项。可以说,“战后的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在 ‘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往复徘徊,‘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54]安倍晋三在其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中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向为我们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达尊崇的心情”。他还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因为战犯在国内法上不是罪犯”。[55]这不仅隐约反映出他本人的“皇国史观”残余,[56]而且也表达了大多数日本保守派新生代政治家群体的共同心声。他们把歪曲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相结合,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最终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梦想。正如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中表述的那样:“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57]这才是日本真正追求的国家最高层次的对外目标,是日本谋求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是一种谋求改变日本国家特质的战略思想。然而,这样完美的“日本梦”需要日本真正从“开放的国家利益”出发,反思“正常国家论”,努力营造“与他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国家发展战略。

“日本梦”实质上是“大国梦”,只是实现的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战略诉求而已。基于“全球性民生大国”论的警世呼唤,“正常国家论”诠释的日本“大国化”路径各异,日本选择何种道路都需理性反思历史。尽管“正常国家论”的始作俑者小泽一郎渴望以“国民生活第一党”主导国政、实现“日本梦”,但是,老牌保守党自民党和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赢得大多数选民支持,分别获得国会第一、第三大党席位,预示日本将选择政治及军事大国道路。历史事实表明,实现“日本梦”的手段和方式将决定日本的未来。


[1]福沢諭吉『脱亜論』、『福沢諭吉選集』第7巻、岩波店、1984年、224頁。

[2]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7页。

[3]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85

[4]内田雅敏『戦後の思考』、れんが書房新社、1994年、44頁。

[5] 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7页。

[6]唐晖、梁明:《大和“超霸”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7]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目标。他于1983728日向故乡群马县民众演讲时表示,使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乃是今后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为此要对“战后日本进行总决算”。

[8]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83

[9]“正常国家”亦直译为“普通国家”,意指当代日本谋求恢复二战战败被依法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维基百科”把“正常国家”解释为是与非正常国家相对的政治学术语。“由非正常国家,朝向正常国家发展,称为国家正常化。该呼声最早出现于二次战后的日本。因为战败,日本由美国托管,日本宪法限制了他们发展国防军备。”“正常国家论”的解释是以日本为主体的自我国家形态的描述,绝非他者的理解。对此,20048 月,卓南生和吴学文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对谈。卓南生认为,把“正常国家论”庸俗地用“正常”观念来看待,显然不知道“日本和平宪法”制定的背景及它对“军国日

本”之牵制。吴学文指出,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里面并没有提到要日本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取消美国的占领,其真正目的是,日本能够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拥有军队及核武器。这次对谈基本阐明了“正常国家”或曰“普通国家”的本质特性。

[10]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85

[11]“普通国家”亦译为“正常国家”,意指当代日本谋求恢复二战战败被依法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12]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04頁、105頁。

[13]大前研一『平成維新』、講談社、1989年、19頁。

[14]李朝千:《对日本雇佣形态的考察——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长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228

[15]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45

[16]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50

[17]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6

[18]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10

[19]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69

[20]鲁恩?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1990年,,第218页。

[21]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03頁。

[22]参见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23]山本一太:《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24]小野晋也志力奔流——「人間の森文明」宣言、致知出版社、2001年、103頁。

[25]今田高俊:《社会阶层与政治》,赵华敏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82~83页。

[26]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

[27]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3~34页。

[28]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ヘ』、文春新書、2006年,223頁。

[29]厚生劳动省:《2006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20075月公布。

[30] []内阁府:《2007年国民生活白皮书》,20079月发行。

[31] []今田高俊著,赵华敏译:《社会阶层与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32] []今田高俊著,赵华敏译:《社会阶层与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33]高富:《中间阶层意识的日本文化内涵》,《日本学论坛》20011期,第61页。

[34]张广宇:《“石原现象”与日本国民“总体保守化”》,《中国青年报》2000519日。

[35]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36]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37]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115

[38]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39]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05)》,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40]刘卫东:《日本“正常国家化”:美国的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9期。

[41]日本战后经济的衰落原因可以作为今日中国的借鉴。日本的失势的结果不可避免,因为美国这个长期以来的世界霸主,决不会允许有任何挑战者的存在。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42]小原雅博:《日本走向何方》,加藤嘉一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43]小原雅博:《日本走向何方》,加藤嘉一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44] 20021128,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向小泉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就未来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和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

[45]21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46]参见日本外务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eigen/index.html

[47]田中明彦:《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国家战略》,http://www.ceac.jp/j/index.html

[48]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111110日,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

[49]山本一太:《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50]董立延:《评中曾根康弘新著<保守的遗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75日。

[51]日本民主党网站、http://www.dpj.or.jp/policy/rinen_seisaku/seisaku.html/基本政策。

[52]日本自民党网站、http://special.jimin.jp/http://jimin.ncss.nifty.com/pdf/seisaku_ichiban24.pdf

[53]松下幸之助『私の夢?日本の夢——21世紀の日本』、PHP研究所1994年、15

[54]李薇:《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55]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ヘ』、文春新書、2006年,第69頁、70頁。

[56]“皇国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是将日本的天皇、国土、种族和宗教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它由“大义名分论”、国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等构成,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人间的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举”,是为完成历史的使命而进行的圣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昭和时期,日本军部同右翼势力相勾结,通过鼓吹盲目崇拜天皇,将侵略周边国家的战争说成是“复兴东亚”的“圣战”。日本政府将这套说教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为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确定方向,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

[57]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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