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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平成日本学"论
作者:刘晓峰    时间:2015-04-14 08:56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发表《“平成日本学”论》(全文约2.1万字)。

刘晓峰认为,从断代史角度看,当代日本史研究应将平成时代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这一划分不仅能够满足当代日本史研究最大程度切近观察时代这一要求,而且符合当代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时期冷战结束、泡沫经济崩溃、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发展迅速,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平成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新特征。由战后日本社会在昭和后期发展中获得的一系列成功经验构建起来的日本当代社会内在秩序的“型”,在平成时代开始面临诸多新的压力,并因不再适应现实社会发展而发生不断裂变,“压力”与“破型”构成了平成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主旋律。与上述划分方法相对应提出的“平成日本学”,是一个新的学术平台。立足于这一新的学术平台展开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可以构筑起对日本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刘晓峰在文章中指出: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对于战后日本研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以1945年为起点的当代日本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从学术发展史角度看,已经到了尝试进行学术反思和规划新的研究思路的时候。

从历史分期的视角,将平成时代的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加以研究这一观点的提出,既可以对原有的“战后日本史”这一框架做出合理的修正,又有利于当代日本史研究更为切近地观察和分析当代日本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但这只构成提出“平成日本学”的契机。真正构成这一历史分期实际支撑的,是这一划分符合当代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内在逻辑的展开,直接构成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从文化论分析的视角看,战后日本社会在昭和后期发展中获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日本当代社会内在秩序的“型”。而进入平成时期,世界格局、东亚格局和日本自身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度与日本社会发展完全适应的“型”,在平成时代开始面临诸多新的压力,并因为与现实的发展不再适应而发生裂变。概而言之,“压力”与“破型”,是思考平成日本研究两个核心的关键词。

一、三个泡沫的崩溃与三组矛盾

中曾根康弘在2000年的著书中,把日本的衰微局面概括为三个泡沫的崩溃:(1)政治泡沫的崩溃。自民党分裂和由于金丸信问题(金丸信,日本政治家,1987年曾与竹下登联手组成日本自民党内最大政治团体“经世会”,并任会长。1992年,他因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而辞职,又因偷税漏税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因为金丸信受贿偷税丑闻的负面影响,自民党在1993718日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所获议席未过半数而结束了一党长期执政达38年的历史,自民党也由此分裂。)等带来的政界的“失序”。首相走马灯一样变换,政局缺乏安定感。(2)经济泡沫的崩溃。现实中金融机构和企业面对长期不景气,正在苦战。(3)社会泡沫的崩溃。从财界到政界、从警察到自卫队,都有贪污问题。每天看新闻,总有恶性犯罪事件和青少年犯罪事件,还有“援助交际”问题。对于价值观认识的变化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医治战后文明病,欧洲有基督教作为文明的基础,但日本没有。中曾根康弘认为,战后在日本流行英国式的功利主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总之是以经济为中心,个人至上的思想甚嚣尘上,而儒教、朱子学讲的仁义礼智信或者耻感文化、武士道等日本自己的“规矩”越来越欠缺。日本人对家庭、地域、公司或国家,一言以蔽之对集团、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被弱化。他认为,教育的核心就在于国民,应利用电视和报纸来加强被弱化的日本固有的思想。中曾根康弘所讲到的三个“泡沫”,实际上概括反映的就是日本社会的“1955年体制”这一“型”中的主要问题。

作为平成元年的1989年,是世界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世界史由此进入了大转折时期。以柏林墙被推倒为标志,二战后长期存在的冷战格局终于走向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美苏两极的政治对立结构也走向终焉。历史急剧地告别东西两大阵营划分的格局,整个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有三组主要的矛盾关系:(1)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的阵营之间对立以及两者之间力量的消长,对于整个东亚历史、日本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构成了平成时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大环境。(2)日美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矛盾的展开有一个反反复复的具体过程。第一个反复过程起点是日美对抗性矛盾。1945年战争结束前,美国与日本之间是敌国,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属于对抗关系。日本被占领后,这一矛盾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一度由强转弱,日美之间也由对抗转变为协作。第二个反复过程是围绕国际利益形成的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对立,是在同盟国的框架下通过协调和政治让步等展开的。在1989年这一时点,这一对立由于日美经济摩擦再度处于由弱变强的阶段。此后伴随中国的崛起,日美对抗再度由强转弱,由对抗转变为协作。(3)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这一组矛盾关系因为牵涉国家众多,层面比较复杂,变化也最为激烈。这三组矛盾互相关联,互相扭合,整个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与这三组矛盾密切相关。

日本是冷战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是享用冷战红利最多的国家。战后日本的重建过程,是日本成功利用大的国际形势为自己营造出最佳发展空间的过程。1945年战败之初,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重重。国内工厂、运输设备和基础设施大部分毁于美军轰炸,600多万人自海外回国,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但是,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在远东战略地位提升,很快与美国之间调整好关系,完成了从敌手到伙伴的转变。战后日本把加工贸易视为立国的经济政策,克服了国土狭小和资源匮乏的劣势。特别是借助朝鲜战争中为美国和韩国提供大量的纺织品、钢材等军用物资供给以及各种用于韩国复兴建设的材料这一机遇,迅速完成了战后重建工作。到1955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及矿产工业生产额等大体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政府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宣布“已不再是战后”。借助这一先行优势和冷战时期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优势,从1955年起日本经济开始起飞。1960年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为目标,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4年成功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迅速推进横贯日本的运输大动脉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本经济以高速增长为目标,正式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并连续实现年均9%的高速增长。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至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克服日元升值和日美贸易摩擦中高歌猛进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国内投机热潮也迅速升温,尤其投资股票与房地产大行其道,泡沫经济走到了顶峰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收购了被誉为美国颜面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并在艺术市场抢购梵高、毕加索等全球名家的美术作品。“大国梦”和“说‘不’”作为热词在日本媒体上频频出现。

然而,冷战结束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身处东北亚的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原有的特殊地缘位置所带来的地理支撑意义弱化。这直接导致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为了对抗潜在的“威胁”,日美安保关系依旧存在,但美国在日美关系上越来越不愿意为了国际政治利益而牺牲本国经济利益,而是开始强调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前述第二个矛盾——日美之间矛盾就此出现,贸易摩擦加剧。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时间很长。自70年代后期起,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为改善贸易失衡,日本不得不推进钢铁、汽车等自主出口限制措施,并以下调关税、简化进口检查手续等手段,促进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行贸易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推动日元升值。从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为克服连年的贸易赤字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开始,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兑换美元的比价逐渐攀升。进入90年代,美国更加力“敲打日本”。到1995年,日元兑美元升至1美元兑79日元。日元不断升值从根本上打击了依靠加工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中美日之间形成了新的复杂关系。这给习惯于获取渔翁之利的日本政治家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是“中国威胁论”最有市场的地区。为了联手对付迅速发展的中国,日美安保关系确实再次得到强化。但中美关系不是纯粹的对立关系。所以,尽管很多日本政治家仍然一厢情愿地使用冷战思维来考量中美关系,期待把中国推到当年苏联一样的地位,但其有效性显然是极其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国外交日趋成熟。今日的中国外交早已摆脱了以意识形态为指归的僵化态势而充满弹性,中美关系与中欧关系并没有走向对立,而是一直朝着建设性的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

构成平成日本社会发展的第三个矛盾关系,是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对于日本经济构成极大冲击。以改革和开放为口号,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一直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冷战的结束为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80年代末,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经济发展已经引起世界瞩目,进入90年代,更有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加入到快速发展的序列。近年来,越南、缅甸成为投资热点。在国际政治组织方面,1994年,东盟决定扩大成员,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先后正式加入东盟。东盟的成功扩大,是东南亚地域经济成功整合的标志。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整体工业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经济总量也达到空前的规模。对于日本而言,尽管在资本、管理和技术领域依旧维持相对的优势,但在强敌环伺的背景下,5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发优势和依靠冷战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优势形成的以加工贸易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已经与全新的世界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平成时代过去的26年,日本经济的缓慢以至于停滞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个面对巨大压力不断自我调整的历程。这一历程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冲击互为表里。平成年间日本经济的停滞,不仅降低了日本在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这一局面是与昭和后期完全不同的。

二、平成元年:当代日本史发展的转折点

世界格局在1989年前后发生的变化,是具有决定性质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而对于日本社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这一转折的标志有三:(1)左翼的瓦解,(2)保守阵营内部的分裂,(3)第三种势力的抬头。

1. 政党势力的变化

事实上,1989年的左翼力量早已成强弩之末,这方面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89年工会总评议会(总评)解体。战后日本民主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工会组织就是总评。1950年总评成立,提出了“和平四原则”,迅速转变成为左倾反美力量的代表。1953年总评确定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理念,以改变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斗争目标,在政治上则支持日本社会党。此后总评一直是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历史上总评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196064日,总评发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全国大罢工,一声号令有640万工人响应并参加。在1983年,总评有451万成员,占到全国工人数量的36%,是每年劳动者争取提高薪金的“春斗”的核心力量。唯其如此,总评的解体才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和总评解体关系密切的是日本社会党的衰败。1945年成立的日本社会党以社会大众党为母体发展起来,基本团结了日本共产党势力以外的左翼力量。在平成元年,日本社会党尽管依旧是国会最大的在野党,但本质已经非常脆弱。社会党领导者不思进取,不能够深入了解民众需要,进而给日本社会提供新的社会发展愿景,而是安于“万年在野党”的地位,甚至与自民党私下内勾外联,同台做戏。到了平成时代,社会党不仅对于党所面临的存续危机缺乏认识,而且领导者们利欲熏心,意图利用日本变动的政局攫取一时的实际权力。1993年社会党为与其他政党合作联合执政,放弃了一贯的对“PKO法案”和“消费税法案”的反对。19946月,社会党甚至和老对手自民党及先驱新党共同组成联合政权,为此公开声明自卫队是合法的,《日美安全条约》是必要的,在国旗、国歌等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19949月社会党在党的临时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的决议。在这一对社会党历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中,社会党放弃了非武装中立的立场,承认自卫队合法,支持《日美安全条约》,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支持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承认“日章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如此缺乏政治操守的政党当然遭到民众的唾弃。伴随平成时代日本政治的激烈变化,1955年以来在日本国会长期占有第二大党地位的日本社会党败运连连,发展到201412月的众议院大选,已经凋零到仅仅获得两个议席,对现实日本政治构不成任何影响。

2. 政治版图的重新建构

保守阵营在平成时代也进入了剧烈的变革时期,其标志是自民党的分裂与两度下野。

政治改革是贯穿整个平成日本政治的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民党的“金权政治”与内部大量存在的腐败问题,已经引起民众对政府强烈的不满。这构成了保守阵营不得不进行变革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并构成直接导致自民党的分裂、1993年的联合政权、2009年的民主党政权成立的原动力。

自民党内部的分裂,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1955年体制”长期持续,使得自民党内部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派阀。为了集团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派阀力量实际上一度在日本政治运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自民党内部政党文化与执政经验固化的标志,与平成时代所面临的变革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日本,另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是官僚。日本的官僚曾经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政府官员。在日本战后复兴过程中,以大藏省、通产省为首的政府官员与企业界和学界通力合作,形成“产官学”的合力,这正是所谓“日本成功经验”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日本上层政治家的经常性更换,造成国家机关的官僚对于众多国家政策拥有实际的决定权力和支配力量。长期盘踞在各个部门,官僚们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经济上升期,尽管各种“御掟”、“御法度”或明或暗存在着,但运作基本还是有效的。但当变革的时代到来,特别是当变革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出于对自身的利益、规则的坚守,以国会派阀、“族议员”和官僚集团组合形成的反对改革的势力,成了日本社会转变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面临着时代变革要求的巨大压力,保守阵营内部出现必然的分裂。理解了这一脉络,我们才可能理解取代自民党上台的细川护熙内阁何以会积极推动通过《政治改革相关法案》,理解《中央省厅等改革相关法案》的出台,理解小泉纯一郎推进邮政事业民营化、道路公团民营化为什么面对巨大的阻力,理解身为自民党总裁的小泉纯一郎何以要“砸碎自民党”。

3. 第三种势力的抬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平成日本政治,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演变过程。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第三种势力的成长。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势力,是指区别于原来在日本政坛风云一时的自民党和社会党之外的政治势力。这部分势力是最复杂且最难把握的,也是真正掌握着日本社会未来变数的力量。一度整合这一力量取代当年的日本社会党登场的是日本民主党。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获得的308个议席和鸠山由纪夫内阁启动时70%的支持率都是这一力量的集中展现。而2013年底野田内阁下台,不仅标志着民主党执政的失败,也标志着这一力量遭遇了重大挫折。民主党执政失败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内部力量因为匆匆组合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很多代表性政治家都缺乏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他们交给民众的试卷是不合格的,甚至被看成是“负数”。有人给2014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做出评价说,是在零和负数之间,大家选择了零。尽管如此,对于日本政治的变革之路今后的走向,第三种势力如何演变,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二)经济方面

平成时代也是日本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平成元年,日本泡沫经济正处于最高区域。翌年11月,泡沫经济就开始崩溃,日本经济也从此进入调整期。“平成萧条”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

泡沫经济以“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元升值为转折点。为援助苦于海外资金的流入与日元升值的出口产业,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日本国内投机热潮涌动,大量的资金涌入股票与房地产市场。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创下最高纪录38915日元。仅仅五年期间,股指暴涨了两倍。与此同时,日本大都市地价也飙升了两倍。问题在于,这种远离实体经济支撑的上升趋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以1990年日本采取抑制景气政策为分水岭,日本的股价与地价纷纷暴跌,支撑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出现危机。以土地作抵押的巨额贷款,伴随地价下跌而变为不良债权。银行则因拥有大量的不良债权而陷入经营危机。面临困境的各大银行开始控制融资,这又引发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连锁性企业倒闭,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此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调整和迟滞状态,发展非常缓慢,而结构改革、行政改革、规制缓和等成了报纸和杂志经济版的常见词语。今天,尽管各大银行的不良债权处理已近完成,日本经济开始向新经济体制转换,但时移世迁,日本经济已经很难重新找回80年代的繁荣。

平成时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经济竞争,日本如何从原来的“出口加工”的旧“型”中走出来,依靠其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找到新的发展道路。从多种角度看,这都是一条充满未知和艰难的道路。现在执政的安倍内阁打出“安倍经济学”的旗帜。日元贬值、增税等,对缓解日本经济的迟滞发展有一定效果,但他在经济领域的作为是否真的长期有效,还有待时间的考量。

(三)文化转换

从文化领域看,平成日本也显示出转换期特征,拥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果从大的方向上用一句话概括之,可以说是由“1955年体制”的“左”与“右”的对立,转化为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日语中有一个词叫“空気読め”(Kuuki Yome,“感受氛围”)。社会氛围一如空气,看不见但无所不在。言及日本社会整体气氛的变化,让笔者回忆起2005年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讲过的一段话:“我的观点多年来并没有变化。50年代我这么讲,今天也还在这么讲。但是50年代在日本听我讲话的说我是右派,今天在日本听我讲话的人说我是左派。我没有变,但是社会变了。”进入平成时代后,日本社会左翼学者阵营急剧缩小,相对消沉,而变革时代引发社会思想动荡,民众要求社会变革的压力转化为对于权威政治的需求。日本民众强烈期待有强人政治家登场改变社会,这种社会气氛正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滋生的重要土壤。

民族主义在冷战格局下一度退居次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结束、两极结构瓦解,在新旧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民自我认同都面临剧烈的改变。民族主义情绪在全世界都得到了释放空间。东亚地区也处于民族主义思想活跃期。平成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上升期。这一变化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相联系,在东亚,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诸国之间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连续的剧烈变动。

综上所述,和昭和后期相比较,平成时代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沿着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展开的。使用文化论的话语概括之,就是曾经让日本成功完成经济起飞的“1955年体制”的“型”,在诸多压力下不断被打破。我们说“压力”与“破型”是理解这一时代的关键词,根据就在于此。

既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平成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与前一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特征,那么我们今天的当代日本历史研究,理当从平成时代社会实际出发,用新的问题意识思考,并对当代日本社会做出研究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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