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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中的故事
李培林    时间:2009-07-18 09:46

求真是学术的良心

 

我于1987年获得巴黎第一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和夫人一起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10年。刚回国的时候,正赶上院里组织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我参与了一个课题组,到鲁西北的一个县搞调查,一呆几乎就是一年。从法国繁华喧闹的花都巴黎,一下子深入到一个到处是盐碱地和沙土地的农业县,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这个县曾长期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资助的一个调查和观察点,我们住在观察点长期租用的县政府招待所的一排平房里,屋子里有很多过去来过的调查人员留下的旧书刊,甚至还有一张乒乓球台。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县府各个部门和村里去搞调查。刚去的时候正赶上冬天,平房没有暖气,靠烧煤取暖,我们这些在城市暖气房子住惯了的人,最怕的就是晚上封煤炉,因为十次有八次会封灭,第二天重新生火,就会出现一个个被烟熏火呛的直流眼泪的奇景,引得招待所里的当地人乐呵呵地就象看西洋景。最惬意的时候,是外面狂风呼啸雨雪交加,户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停止了,屋里的炉火因气压升高而被烟囱抽得特旺,连炉子也烧红了,这时躺在被窝里,沏上一杯碧螺春,翻着久违了的闲书,心不在焉地听着录音机里传来的G.Bizet的《卡门》......

调查本身并不复杂,因为没有什么特别要证明的假设。如果说有什么假设的话,那就是认为,中国的县级单位是相对完整的社会,是国家大社会的缩影,对县社会的解剖,是了解国家大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点。然而要真正做到调查的事实求是,却是很辛苦的事。例如,对于改革以来农民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当时通常是以“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衡量,但我在调查中发现,这一指标是适应农村生产责任制而产生的,把它与改革前公社体制下“人均分配收入”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到,尽管二者在形式上基本一致,都是总收入扣除经营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后与参与分配人口的比值,但“人均分配收入”没有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尽管可能很少)的收入,而“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有一部分要用来上缴集体提留以外的“乱收费”项目,此外计算收入时农产品实物的折价标准由于国家收购牌价的变化而调高了。在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我测算的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比1987年增长了3倍多,对于这一结果,我又通过对农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食品结构的分析进行了旁证,而此前的多数文章和调查材料都认为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988年比1978年增长了十几倍。再一个例子是教育经费的支出,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分析地方政府教育经费的开支,但实际上,当你深入到具体的学校分析经费来源时,你会发现,政府的拨款只是“人头费”而已,靠“社会筹集”经费是学校正常运行和教师奖金的主要保障,而“社会筹集”的结果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甚大,没有细致费力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而仅凭省力的统计数据的比较,在学术上就有很大的风险。

一年的蹲点调查是耗时费力的,但我的确从中获益匪浅。我常常怀念那种无欲无求、没有太多诱惑的烦恼、在细雨霏霏中独自思考的日子。从那以后,我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时都非常谨慎,力求弄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口径,来源、可比性和可靠性。建国后,我们进行过很多细致的调查,但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当是社会的良心。

 

深入生活的收益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但20年过去了,尽管从扩大自主权到资产重组,国有企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效益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国有企业的研究,似乎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但随着大量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的出现,又似乎感到自己的研究不过是隔靴搔痒。1996年,我组织了对全国10个城市5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面对上千万的调查数据,我心里却一直发怵,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这么丰富的资料和数据,可以写出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具有问题的话,根据这些数据所作的分析结果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呢?于是,我决心和课题组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个案访谈调查。

1997年秋,我们踏上去东北的路程。那里有世界上少有的肥沃的黑土地,有不需要人工灌溉系统也能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才储备。望着路旁一望无际的庄稼,少了几分中国多数地区人多地少的忧虑,但又多了几分靠粮食作物如何致富的深思。我们调查了很多家几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由于是资源开发型的或由于当初战略上的考虑,大都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的在少有人烟的山区,要长时间地乘车跋涉。听说是从北京来搞调查的,企业和工人对我们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介绍和陪同我们来的省劳动部门干部对我们说,很多企业都拖欠了一年多职工工资了,职工情绪很大,因一时难以解决,他们都不敢来。我们对各个层次的职工进行了个别访谈,有的一个职工就谈5-6个小时。我们常常不忍打断他们滔滔的话题,因为他们似乎有太多的事情要象人们诉说,尽管他们知道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无法给他们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似乎就是给他们的安慰。他们很多人当年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为了建立共和国的工业体系,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如今冬天在即,企业购买暖气用煤的款项还没有落实,而那里冬天的最低温度达到摄氏零下30多度。一家企业的厂长对我说,他是为了对该企业加强领导和扭亏为盈,从一家城市里的经营效益好的企业调来的,但该企业产品缺乏市场,转产需要时间和资金,企业又是在山区,没有“社会”,企业自己要“办社会”,负责职工的孩子入托、子女上学、家属就业,以及生老病亡、日常生活......再有本事的厂长,也会被这众多的事务和由此产生的成本拖垮的。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很多传统产业必然地走向萎缩了,但如何在改革的过程中进行利益的整合,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社会公正,如何对历史的欠帐进行补偿,的确关系到改革中人心的向背。

这次调查,使我确立了对国有企业“社会成本”进行数量分析的重点。问卷调查中对国有企业养老、医疗、住房、福利以及各种福利设施的调查恰好派上用场,我用数量测算的结果来佐证企业个案访谈的结论。所谓企业的“社会成本”,就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成本以外的不得不承担的成本,这种成本直接冲销了企业的利润,但改由国家或社会承担尚缺乏必要的过渡条件。然而,没有对“社会成本”的清晰测算,就没有关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真实信息和正确评价,也就难以作出对特定的企业是否应当补偿以及补偿多少如何补偿的决策,也无法判断企业的亏损是否真是由于“社会成本”所致。我的研究,对于解决国有企业的具体问题,也许根本算不上杯水车薪,但有那么多研究人员,如果对这样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缺乏研究,这只能是学术本身的悲哀。

调查研究人员最大的良心上的不安,是面对众多被调查者对你的期望,你的调研结果实际上可能对他们毫无助益。从东北调查回来,为了平息这种不安,我赶写了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建议,但我也知道,能够起实际作用的可能性十分渺茫。我从内心中惦念着,这些过去的创业者如何渡过那个冬天......

“锁定”的应当是职业道德

上初中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章回小说,透着飘逸、潇洒、壮烈和激昂,人情的迭宕起伏远比数字的换算有趣,加之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当作学生作业的范文,自尊心的满足就成了追求美文学的激励。但时过境迁,儿时的幻想多半与现实的职业选择相异。随着计算机和相关统计计算软件在研究中的普及,社会科学在数量研究方面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以致于很多国外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杂志,如果没有严格的数量分析的证明过程,单凭理论分析和观点的阐述,文章是很难发表的。文字的精美也愈来愈被图表所取代,不再是学术的追求。

然而,数量分析的过程是非常枯燥和辛苦的。这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调查和统计数据,而且需要比较完善的假设以及正确的测算和证明的步骤。有时你费神熬夜忙上一周,出来的测算结果却与你的假设相隔十万八千里。很多数据分析人员都有那种切身的体验,获得一个理想的模型分析结果,就象买彩票中了头奖那样喜悦。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到的相关变量和无法实现操作化的相关变量总是存在的,这样任何基于一定理论假设的模型和方程,都不是封闭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的模型测算结果,都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误差和解释上的较大弹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你依照规范的研究步骤获得的测算结果与常识相悖,那可能是你接触到新发现的边缘,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出现与常识相悖的数量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往往首先怀疑自己的变量选择和原始数据有问题,于是有的研究人员反复测算而得不到“理想”结果时,就采取一种“方便”的办法,根据主观判断人为地“校正”测算结果,使之符合经验的常识。

为了杜绝这种“校正”,最新的统计分析软件从程序上“锁定”某些关键性的数据,让研究人员无法擅自变通,其目的是维护研究领域的职业道德,可谓煞费苦心。但职业道德的“锁定”,只能主要依赖于研究人员的自律,怎能靠电脑软件守住学术贞操?君不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警句?

黄宏有一个幽默的电视小品,以一个修鞋匠作现身说法,讲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道”(职业道德),主旨是讽刺现在某些行业人员太不讲职业道德。实际上,类似的职业道德问题,也影响到向来被认为是精神净土的学术界。粗制滥造、假冒剽窃、炒作和雇“枪手”吹捧,在学术界已屡见不鲜。但如果连学术的职业道德也要电脑软件来约束,学术也就难逃贬值的厄运了。

前人曾把学术的最高境界概括为:“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但要具有“回头蓦见”的功夫和机遇,必须耐得住“独上高楼”的寂寞,并有“终不悔”的执著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傻气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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