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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研究中理论点滴
谭 深    时间:2009-07-22 17:52

今天实际是迫使我思考新的课题。因为我很少做理论的研究。

一是由于理论功底薄弱;

二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厘清理论-政策-实践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知道“话语”这个概念,第一次认真学习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的理论,是1997年去美国。那时像一个不用功的学生,老是问:这对打工妹有什么用?

这些年做了很多调查,关注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对于打工妹来说是一些基本权利的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探索一些哪怕是多少改善一点她们生活的经验。当面对一些沉重的话题、一些个人的实际苦难时,总觉得那些理论无法与现实对话。

 

但是我后来不这么看了,因为如果没有理论,我所做的和所见的都无法积累。

今天想涉及两个话题:

 

一、关于三种基本力量

 

吴小英分析女性的工作认为,“在性别话语的构成要素中,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三种不可忽视的基本力量,它们时而对抗、时而分立、时而联手,在不同时期充当了社会性别建构中的不同角色。”

 

潘毅从打工妹的身份认同和身体角度也指出,打工妹“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和男性文化及父权制的三重挤压:追求职业生活却换来一副残损的身体(资本主义);性欲和道德压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紧张(父权制);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国家对流动性的限制则把她困在中间(国家)。

 

两位学者都从传统、国家和市场三个维度分析了女性的处境,

不一样的是,关于这三种力量的关系,吴小英认为“时而对抗、时而分立、时而联手”的“三圆交叠”模型;潘毅笔下,这三重挤压是以同等力度而且是叠加在一起对打工妹施加压迫的。是“三座大山”模型。

 

我个人更倾向“三圆交叠”模型。而且认为,这三种力量尽管目前存在于同一时空,但是历史上它们是按先后顺序出场的,后来者对于原来的传统都有一定的消解。

比如前三十年的国家话语,尽管有其工具性一面,尽管妇女很大程度是被动的,“比国家修辞可能提到的要少得多”(杰华),但是不可否认,那个时期的“男女平等”话语是如此深入人心,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遗产,至今在主导话语中还没有受到正面的挑战;

再如,市场的话语,对于外出打工的女性来说,外出的目的既有摆脱农村相对的贫困(国家二元结构)的一面,也有摆脱家庭束缚、实现个人追求(传统)的一面。而且其合法性也是在市场话语中得到实现的。

 

关于全球化,吴小英和潘毅有不同的表述,潘毅那里,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是合二而一的,即“全球资本主义”,她强调的是资本的剥削性;吴将其作为背景,认为一,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事内容和方式”,二“不同阶层权力和地位的重新洗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这句话前半部分相当于市场,后半部分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我个人认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与剥削固然有密切关系,如潘毅所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链的形成使生产国的工人处于了最末端,而且传统的维权方式也遭遇挑战。

全球化与市场也有密切关系,目前我们许多的市场话语是全球化带来的。

但是全球化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它将各种话语一下子摆在面前,使分析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甚至没法说清楚它究竟是什么。

 

补充一点:

有人说,当今世界上三大社会运动:分别是女权、环境和人权。

对打工女性来说,受女权、人权运动的影响,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国家、市场的第四套话语——“社会性别”话语,这一套话语是全球化话语的一部分,推行和施行者主要是一些国际组织、国内外NGO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和活动家,方式主要通过发展项目、培训、提供服务等。上对政府、下对民众施加影响。

虽然对于普通妇女、普通的打工妹来说,这一套话语的影响远没有前三种强大,但是有越来越强的势头,因此是不可忽视的。

 

二、打工女性的认同

 

在杰华的研究中,“打工女性主要讲自己视为城市的外来者和农村人,视为城市和农村的‘夹在中间者’”,“以性别为基础的明确认同只起了非常微小的作用”,她认为,这主要是打工女性已经接受了官方主流话语,而缺乏挑战那些构成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劳动力市场劣势的性别不平等的基础的词汇。

 

我在南方的调查中也时不时发现同样情况。打工妹们在描述自己的身份时自己认为不是农民,但很少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她们只好说,自己是“干活的”“受苦的”。这一点与男性打工者差异并不大,没有什么人从性别的角度来认同自己的身份。

 

我常常为此感到困窘,研究者作为外人,应当如何评价这样的认同?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受主流话语的影响,女性打工者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认同,这有些类似“觉悟不高”;另一是,打工女性是从自身的处境出发,排列个人认同的顺序的。

 

前面说全球化带进来的社会性别话语,已经成为国家话语之外另一领域的主流话语。现在的外部发展项目,都要求加上社会性别的内容。不可否认针对于项目地的官员和妇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不过,与很多的外部项目一样,它带来的,可能“加入的”比“改变的”更多。我曾经去过一个曾经被认为非常成功的妇女项目实施地,当地官员的评价却是,那个项目还可以,但是性别的内容不好,没什么用。还有,有一位出色的打工女性,现在也是一个NGO的成员,参加了几次社会性别的培训,由于和我很熟,对我说:不知道她们(培训者)要干什么。

 

我的意思是,杰华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如果研究者认为特别重要的东西不被打工女性认同,那么,除了主流话语的规训作用外,是否也可以研究一下打工女性选择的合理性呢?因为毕竟,社会性别话语也是外来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主办:全球化时代处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工作女性——“全球化对工作女性的影响”项目交流研讨会发言,2007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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