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隔离防疫制度仍须完善
作者:□本报记者 王建峰    时间:2009-05-22

  近日,随着四川、北京、山东等地先后报有甲型H1N1流感病例和疑似病例出现,我国防疫形势骤然紧张,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警惕强度和采取措施的预防力度,也上升了一个级别。隔离防疫,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隔离防疫制度的完善,在学界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隔离防疫,公共利益为重

  行政强制隔离作为一项卫生行政应急管理制度,它是指将检疫传染病病人收留在指定的处所,限制其活动并进行治疗,直到消除检疫传染病传播的危险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据悉,强制隔离制度早已在世界各地处理应对传染病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

  针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而设定的强制隔离制度,首先着眼于公共安全的保障。因此,解决因传染病而产生的社会公共安全的保障问题,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医学研究及其他整治措施外,必须在临床中控制传染病的传播。当传染病在较大范围内扩散并造成公共危机时,需要政府公共权力的积极介入以弥补社会和个人力量的不足,强制隔离便是一种有效措施。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方立新告诉记者,当有重大危及公共安全的灾难发生时,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少数人做出限制,以强制隔离作为预防传染病传播的方式早已为各国所通行。

  当然,方立新也指出,强制隔离的实施必然带来对隔离对象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造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同样必须看到的是,公民的个人利益时常包含于公共利益之中,从根本上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都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表现,二者是完全同质的。如果没有公共安全的保障,个人的权利最终也无从实现。应该说,越是尊重基本人权、法制健全和完善的社会,越是有必要发动这种强制权力,以保护大多数国民的权利不受侵害,保障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有条不紊。

  强制隔离史曾被诟病

  当前正对隔离防疫历史进行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新忠称,历史上的强制隔离存有相当的弊病。

  14世纪时,意大利威尼斯为防止当时欧洲流行的鼠疫、霍乱和疟疾等危险性疾病的传入,令抵达其口岸的外国船只上的人员隔离滞留在船上40天,经口岸当局观察和检查,未发现疾病,才允许其离船登陆。当时,这一措施就曾备受争议,主要源于其隔离40天期限的合理性以及其中出现的非人道因素等。

  另外,还常发生任被隔离者自生自灭的悲剧。1892年,纽约市当局为防范霍乱入侵,把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移民强制隔离在船上,任其自生自灭。在卫生条件极差、缺乏外界支援的情况下,交叉感染一发不可收拾,致使其全部死亡。

  1911年,我国东北爆发鼠疫,在采取了隔离措施的情况下,由于隔离设施极差,而且多人被隔离在一起,交叉感染情况严重。因此,余新忠说,与其说人们是死于“疫”,不如说是死于“狱”。

  尤其随着医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疾病防疫史的进一步研究,针对隔离制度的不同声音开始出现。

  此前,本报曾做过相关报道,《疾病史医疗史研究漫议》(见2009年1月22日第10版)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包括当时德国著名的细菌学家科赫都认为,疫病爆发有很多人类尚不知晓的自然原因,即使最强大、最有效的政府,也不可能对所有人进行隔离,很多地区爆发疫病实际上是由那些症状尚未显现之人传播的。因此,19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公共卫生,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已经以医学观察和监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隔离。

  然而,隔离防疫作为切断疾病传播渠道的有效措施,即使到目前为止,依然在各国受到重视。对于此次蔓延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日本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就指出,若对甲型H1N1流感患者不采取隔离等措施,流感传播速度将加快,最高峰时会在大都市内造成约5%的人口受感染。

  行政强制隔离制度仍须完善

  1989年9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最早关于传染病防治而实施行政强制隔离措施的法律陈述,因此,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当下的甲型H1N1流感,强制隔离均可以在这里找到法律的依据。

  但就行政隔离制度而言,它仍须不断完善。

  方立新表示,构筑强制隔离的规则体系,首先必须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强制隔离的成本能否实现效益最大化,则有赖于该制度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以及实施是否到位。一般情况下,明确、具体的规范体系,透明、公开的工作机制,以人为本的工作方式可以减少强制隔离中成本的支出,避免因不当隔离而增加成本,进而取得较好效果,真正实现制定法律的目的。反之,则势必导致高成本、低效益。

  另外,医学行政强制隔离的专业性、复杂性,决定了法律不可能对隔离事项与范围事先作出详尽的、面面俱到的规定,但在强制隔离的主体、法律依据及程序方面必须符合法定原则。在没有法律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应以法的基本精神、理念及原则去衡量和判断该行为的“合法性”,使强制隔离行为在最大限度内实现法定化。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也认为,对于行政强制隔离制度的具体执行,应以科学的分析为准,不是越严越好,而是要正确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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