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H1N1流感引发公共健康伦理
作者:□肖巍    时间:2009-05-22

  ●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公共健康体制与政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始终是对于一个社会公共健康体制和政策的伦理追问。

  ●未来我们健康的主要杀手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生死存亡最终要取决于以下问题:我们是否具有公共健康伦理意识和价值观,具有何种公共健康伦理意识和价值观,并是否诚心诚意地将之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公共健康伦理的社会功能不可替代

  近日,甲型H1N1流感正在一些国家肆虐,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担忧。面对这一公共健康危机,不同国家的政府和卫生部门以及公众都在思考如何避免和阻止这种流感病毒的蔓延问题。尽管目前人类在类似的流感面前并非束手无策,媒体也在不断地宣传这一流感的可防性和可治性,但不断攀升的死亡病例和被确诊感染的人数仍旧令人忧心忡忡。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医学领域研制抗流感病毒疫苗的速度似乎总也跟不上流感病毒变异的速度,人类尚未做好应对世界流感大流行的准备。在这种局面下,体现公共健康本质的疾病预防就凸显出重要的意义,而同样具有“防患于未然”意义的公共健康伦理在预防和解决公共健康危机中也表现出其他学科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因此,如同不断爆发的其他公共健康危机一样,甲型H1N1流感又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逼迫我们从公共健康伦理角度为预防和减少灾难作出思考。

  同一般医疗保健概念相比,公共健康具有四个主要特点:其一是重视“公众”和人口的健康,强调群体,而不是个人的健康,为了社会的目的组织和发展起来。其二是以预防为主。它针对“社会”而不是“个人”,强调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目的在于挽救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和减少患病率。其三是涵盖面大。它包括丰富的内涵,凡是与公众健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理解为公共健康问题,如社会卫生体制与应急系统、医院与医生、卫生医疗和保健资源的分配、劳动保护、卫生状况、环境保护、流行病、健康教育、交通以及一些个人行为,如个人卫生习惯、性行为和吸烟等。其四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必须通过社会力量和政府行为来实现。

  公共健康伦理简言之是关于公共健康的伦理学研究,旨在研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所有伦理问题及其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公共健康属于伦理领域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于社会中疾病出现的解释,也关系到这一状况的改善。除了工具目的之外,公共健康也关乎群体目标,表达了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面对死亡和疾病的承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丹尼尔·维克勒认为,同医疗层面的生命伦理学相比,公共健康伦理有五个不同点:1. 前者重点在于健康保健,主要讨论医生应当或者不应当做什么,而后者集中讨论健康。2. 前者侧重于研究健康的医学决定因素,而后者则侧重于研究影响人们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例如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社会排斥对于健康的影响等。3. 前者局限在国家和地区范围之内,而后者则关注全球健康。4. 前者侧重于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后者则关注今天、明天以及遥远未来问题的解决,并在这三个时间维度中进行价值权衡。5. 前者的核心价值观关系到医德以及病人权利问题,而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则涉及增进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问题。

  政府和社会的伦理责任与公共健康专业人士的职业伦理

  面对甲型H1N1流感,从公共健康伦理角度思考,首先政府和社会应当负起伦理责任,预防和阻止这一流感病毒的蔓延。这要求由政府和相关部门出面采取及时、有力、有序、有效的防控措施,而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得到实施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公共健康体制和政策是否完善,是否能够使每一个公民得到基本的健康保障,公平公正地享有医疗资源。甲型H1N1流感疫情爆发后,墨西哥通报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尽管人们尚难以说清缘由,但一些防疫专家相信:就诊不及时可能是墨西哥成为流感重灾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和医药资源不足,使穷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一位美国公共健康专家尖锐地指出:“延误就诊是贫困的一个特征。对于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来说,花一天时间去看医生,无异于把食物从他们嘴边夺走。”这种局面使我们体会到:为什么公共健康伦理更为关注健康、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如何通过增进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来保障公众的健康问题。事实上,公共健康危机也是政府管理的危机,它以突如其来的灾难方式检验着一个社会的公共健康机制和政府官员的伦理价值观和责任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公共健康体制与政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始终是对于一个社会公共健康体制和政策的伦理追问。倘若一个政府能够心系百姓,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预防工作做好,防微杜渐,便会把公共健康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我国目前推行的新医改政策无疑是对于甲型H1N1流感预防工作的一种积极保障和促进,同时也正在接受类似公共健康危机的考验。

  甲型H1N1流感一类的公共健康危机也考验着公共健康专业人士的职业道德素质。这种素质要求公共健康专业人士奉行职业伦理精神,做好疫情的监测和报告工作,发现疫情便及时准确地上报,不允许出于任何原因的缓报、瞒报和漏报。同样,他们也应当积极配合媒体进行疫病知识的科普宣传,为群众解疑释惑。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发布国内外最新疫情信息,增强防控工作的透明度,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引导。一线医护人员更应当在这场战斗中承担重任,以不畏牺牲的职业伦理精神尊重和挽救生命。

  人类的生死存亡最终取决于公共健康伦理意识和价值观

  甲型H1N1流感的蔓延也为提升公民公共健康伦理意识提供了契机。面对这一危机,人们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和情绪镇静,尽管这种新型的流感病毒呈现出神秘性和不可预测性,但无论就个人还是国家来说,惊慌只能使人做出愚蠢的行为。

  公众的公共健康伦理意识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负责。在甲型H1N1流感传播阶段,拒绝和远离流感是人们应当负起的个人健康责任。由于流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易感性,因而每个人都应当努力保持个人卫生,加强锻炼,以便增强自我的免疫力。在尚无相关疫苗的情况下,预防便成为最好的治疗。同时,人们也应当把卫生检疫部门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医学隔离观察等预防措施看成是对自我和他人健康的保护,积极地配合,因为这些措施无疑地会从公共健康角度通过对风险的遏制换来更大的社会利益。在日本等国家,即便在平时,感冒患者一般也会主动地戴上口罩,避免病菌传播,这一习惯不仅反映出对于自我和他人健康的关注,也表现出公民的公共健康伦理意识和良好道德素质。此外,人们也应当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做到不歧视、理解和关怀患病者,被隔离者,以及解除隔离者。

  “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而在现代是考场”,它不仅考验着一个社会的公共健康体制及其伦理基础,也考验着政府和公共健康部门的伦理价值观和执政能力,更考验着每个公民的道德素质。维护公共健康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从根本上说,未来与人类争夺地球者,主要还不是病毒。也就是说,我们健康的主要杀手并不是病毒,而是我们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的生死存亡最终要取决于以下问题:我们是否具有公共健康伦理意识和价值观,具有何种公共健康伦理意识和价值观,并是否诚心诚意地将之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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