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的思想源流
作者:庞晓明    时间:2009-04-02

    拿康德的二元论的认识论原则反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伯恩斯坦发现了“问题”。在伯恩斯坦看来,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过是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人的经验感觉无法达及的主观空想。

   伯恩斯坦,这个国际共运史上曾是修正主义代名词的人物,在沉寂了几十年后,随着中国社会变化又一次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议人物。不过这一次,伯恩斯坦不是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是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登场的。这种巨大的角色反差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困惑,常常让人们对伯恩斯坦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在思想的“可变性”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伯恩斯坦的新鲜观点极少,伯恩斯坦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那个时代的大学中随处可见。有人说,伯恩斯坦的思想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与学者们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实际上,伯恩斯坦的作用不在于发明了哪些具体的观点,而在于他将这些观点系统化和体系化。在伯恩斯坦似乎杂乱的思想外表下,实际上存在着一条逻辑主线,通过它伯恩斯坦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观念、观点进行了系统化处理,从而形成了有伯恩斯坦个人特色的完整的改良主义理论体系。否则,诺思就不会发出“人们不禁会感到惊奇,这种后维多利亚时代势利小人的愚蠢平庸哲学,怎么会在那个时代显得那么重要!”的感慨。

   贯穿伯恩斯坦思想的基本线索就是康德哲学的认识论原则。伯恩斯坦赞同“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贯穿他的思想体系之中的。拿康德的二元论的认识论原则反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伯恩斯坦发现了“问题”。在伯恩斯坦看来,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过是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人的经验感觉无法达及的主观空想。从这个思路出发,伯恩斯坦认为抱着长远目标不放,实际上就是对“自在之物”不切实际的奢望。在他看来,放弃这个目标,将使党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些现实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务中去。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设定一个“最终目标”是有道理的话,那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社会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因此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是有现实基础的。但在经过了资本主义几十年的发展之后,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造成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两极分化,而是出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最终目标”就失去了客观基础。与其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不如踏踏实实地争取眼前的政治经济利益。

   伯恩斯坦将康德哲学的认识论原则运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是自在的,并不依赖任何理论。理论可以说明它,给它指出一定的道路,但是理论归根到底只能在实际情况中的与由此产生的需要及可能性中汲取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权利。在伯恩斯坦的概念里,一切科学理论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不变的部分,一个是可变的部分。而理论改变的依据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实际情况的变化。他说,强调今天的情况和《共产党宣言》作者在写宣言时所面临的情况不同这一思想,若干年来一直是他做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伯恩斯坦要做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做出结论。这种做法,与我们今天强调党的理论要与时俱进,提倡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在技术层面并无不同。但问题是,他在坚持与时俱进的同时,连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抛弃了。

   伯恩斯坦强调理论的可变性强调过了头。他认为,“纯粹的科学原理也要发生变动”,“一些过去被赋予绝对有效性的原理就被认为是有条件的了,它们被补充以新的认识原理,这些新的原理对它们的有效性加以限制,但同时也扩大了纯粹科学的领域”。如果上述观点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下面的观点就有走向相对主义之嫌。他说,“实践不断地创造新的认识材料,并且可以说每天都在改变总的图景,不断地使一度曾经是新的成就的那些东西移到了陈旧方法的项下”,这种观点等于说“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

修正的社会主义观:反对革命

   将康德的认识论原则运用于理论思考,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全面反动。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革命,理由是民主制的发展为阶级斗争提供了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他说,“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假如,伯恩斯坦所指认的事实可以解决无产阶级彻底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者也没理由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毕竟不是伯恩斯坦所指认的是天然的布朗基主义者。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压力下所能进行的改革,只是在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资产阶级不可能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在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无产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全面解放。这个判断被伯恩斯坦之后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所证实。

   伯恩斯坦对自己的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理论主张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是心知肚明的。他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而且这些“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据伯恩斯坦自己说,他的那些修正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他经过很长时期思考才清楚地认识到的。他直言这些观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在他抛出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之前,他也曾做过努力,希望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来使它与实践一致起来。“拉长”的意思,显然是指伯恩斯坦按照马克思理论观点指引观察现实得到认识与他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得出的认识发生矛盾,他想将这两种认识协调起来,但是他无法做到。“当我一年半以前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我才完全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伯恩斯坦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一种理论不能解释现实,这种理论还留它何用?这一点伯恩斯坦并没有错,他要为党的理论找到一个现实基础。可是他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中并没有基础,他所看到的现实基础,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理论服从现实的原则。原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这个“现实”身上,如果“现实”是一个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那么显然,让马克思主义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态度是“改造”,这种“改造”只能通过“革命”实现。这里的“革命”既可以是一场以“夺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也可以是指“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过程。然而,伯恩斯坦不相信革命会使人类社会改变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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