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学
作者:    时间:2009-04-02

中国法律史近些年来的研究思路以考证、梳理和描述法的历史为主。这种研究不太关注法学的整体研究动态、研究成果与重大热点问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选择等方面缺乏与其他法学学科的衔接,不易为其他部门法学同行认知。这样的法律史学逐渐远离法学应对社会的特质与品性,学科性质基本被同化甚至依附于史学之下,成为今日中国法律史学发展的困境。

法律史研究方法上的新思路

   针对法律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欠缺,近年来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贯彻了一些新思路。如王志强提出法律史的研究方法应在重视史料功底和描述能力这一传统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理论分析的素养和理论创新的能力,提倡事实描述和理论阐释的结合。在法律史研究目的上,他提出法律史理应同时具有求知和明理的双重意义。其所欲明之理,在于揭示中国传统法的特质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控制和纠纷解决的思维及行为模式,并进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其状态和演变作出解释。王志强的归纳与认识,初步触及了法律史研究目的这一讨论不多的话题。然而,这一思路如何具体实施,尚有待充分论证。

   另外,徐忠明近年通过审查和反思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史与法律文化史,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古代法律与文学”的思考。为了给这一研究提供一个相对有效的理论基础,徐忠明大量汲取诸如哲学、文学、历史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他的法律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迥异于之前以考订、陈述与归纳历史事实为特征的“描述型”法律史研究,但这种学术研究缺乏法学视野下的关照。所引进的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虽然会丰富中国法史学的研究方法,增加分析法史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但不能代替法学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形成中国法史学独立品格的学科发展要求。因此,此类学术研究尚难以向其他法学学科或当代制度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学术智慧。

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学研究方法

   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学除了扎实了解法的历史事实,对法律现象进行理论抽象和因果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价值判断外,还提倡以法学基本原理与现代法学问题意识作为引导法律史研究前进的首要方向,进而试图与法学各领域沟通、对话,推进法学各学科以至法治建设的发展。

   这种法律史学与作为历史学的法律史研究存在差异。史学的法律史研究重在甄别法律史材料、考据及实现事实描述;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学在全面把握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基础上,思考历史上特定法律现象产生的背后动因,评价其优缺,进而思考其与解决现代类似法律问题的联系。

   在方法上,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学者必须掌握相关基本法学原理,对现代中国法学研究动态及现代中国法律问题有基本了解,通过培养法学的问题意识,塑造具有法学务实导向的法律史研究。这种思路有助于在广博无边的法律史领域中,确定研究专题选择的先后和主次,并与史学研究保持合理分工。这种合理分工使法律史学专业化优势不被削弱。

   另外,中国现代问题与诸多法律传统息息相关,传统社会某一法律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有可能作为我们解决当下类似问题的借鉴。中国法律的传统尤其是运作模式、法律思维与法律心理状态以及民事习惯等早已深深影响了普通中国人的心态、意识以及日常行为,在现代社会传承下来。通过深入考证和阐释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司法适用技术等等,可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

“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

   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可适当结合社会调查,检验历史上的中国法律现象,以过去为参照,探讨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该思路从切入角度、认识立场和研究取向都较为宽泛的程度上理解法学原理,而不是将现代法学诸概念简单直接移用于中国法律史领域。为此,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学者应具备“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在以适当引入现代法律问题为导向的前提下,确定中国历史上与现代具有一定联系的法律史课题,充分占有、熟读相关文献资料,全面把握与理解相应领域的法律史实。在这个层次,做到精于史料收罗与深入分析,此乃“通过法律史”。之后主要基于法学原理及法学问题意识,研究把握与该选题相关的法律理论与当前法学研究的成就,为现代法学的发展与法律问题的解决给予思考及启发,此乃“超越法律史”。这一思路应明确如下步骤:首先,把握法学学科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实践性科学的特质,通过考察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法律问题与主流法学研究的动向,选择法律史研究对象;其次,依据确立的研究对象决定应进一步汲取的相关领域基础法学理论资源,避免以现代西方法学概念简单套用于中国法律史实;最后,分析此项研究与当代法律问题的连接,及其在何种角度可为当代法学或法律制度优化提供学术启发和历史资源。

   当然,面向现代的法律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限度。“勉强地去发掘古代法制的借鉴价值和在当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往往会使法律史研究沦为现实政治行为的廉价工具而丧失其学术价值。”要防止把历史问题与社会现实简单地对等起来。毕竟,不是所有历史上的法律现象都与现代中国社会存在连接。法律史研究的价值多种多样,面向现代的法律史是实现法律史研究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者虽不认为面向现代的法律史学应取代其他研究思路,但相信这一思路更有助于提升法律史学科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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