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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0年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
作者:蒋来用    时间:2009-03-1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是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该体系具有五个鲜明特征:战略方向上,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推进改革发展大局服务;在战略意识上,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冷静,正确判断反腐倡廉的形势;在战略重点上,始终坚持惩防结合的思路,系统解决腐败难题;在战略力量上,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方法途径上,始终坚持解放思想,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腐败是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危害,要解决发展道路上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需要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关键词:反腐倡廉;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30年来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入和拓展的。在时代大变革、社会大发展的背景和条件下,各种利益关系、利益格局和利益矛盾日益复杂,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并不断演绎变化,反腐倡廉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但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反腐倡廉建设实践不断丰富,反腐倡廉理论不断创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并逐步遏制了腐败蔓延扩张的态势,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30年来,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党的建设及国家政权建设等方面的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关于跳出“周期律”、胡锦涛总书记的“两个务必”的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重视党的廉洁与打击贪污腐败等工作的开展,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同阶段的进行反腐倡廉工作,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30年反腐倡廉工作的伟大成就。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根据现实状况,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指出党内存在着政治生活不正常、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民主集中制和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受到损害等问题,准确地作出党风没有根本好转,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纪律也就不能得到根本改进的判断,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要把党风建设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明确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2。针对少数党员和干部中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比较严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主要原因是党风不正,要坚持“一手抓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3,并坚持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活动。明确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4,结合全国整党活动,反对特权和特殊化,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和廉洁自律规定,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严格要求。当时中央纪委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党风不正问题上,确立了以端正党风为中心的工作指导方针,通过搞好党风促进社会风气进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雏形。

 

  从十四大至十六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逐步建立和完善,针对体制转轨、制度不完善不健全、腐败不断滋生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5,“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6,“我们不能否定党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既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又要警惕和防止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党和社会主义”7;指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全党同志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又要有现实的紧迫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8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9,“铲除腐败现象,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抓起”10,“坚决刹住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11,反腐败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管是谁,都要一查到底。对已经成风了的腐败现象,不管涉及到多少人,都要一查到底”12;要坚持标本兼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坚持教育、法制、监督相结合,坚持预防和惩治相结合”13,“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14,“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5;“要依靠群众加强廉政建设,和群众一起同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16,“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17等重要理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地位和作用、腐败产生的原因和根源、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战略步骤、工作重点、具体措施、力量源泉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的初步框架。

 

  十六大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和发展黄金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和矛盾高发期。针对腐败依然严峻的形势,中央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建设,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和廉洁自律,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积极推进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相关改革,不断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继续加强对贪污腐败分子的惩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关注民生问题,着重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不断从源头上拓展预防腐败的工作领域,使反腐倡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二、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为主线,

 

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创新内涵丰富深刻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是对我们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关于反腐倡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以新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我国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的特殊背景下,结合反腐倡廉建设所面临的特殊世情、国情和党情,为解决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一是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准确的战略定位。我们党鲜明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一项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党的性质和宗旨与腐败水火不相容,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并列,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从理论上深化了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意义、战略地位和战略目标的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高度重视和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为制定符合国情的反腐倡廉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从19938月开始,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党的总书记每年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讲话,系统阐明了党的反腐倡廉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强有力地领导全国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要求,各地区、部门和单位将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党委(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和政府(部门)工作规划,主动融入业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在复杂变化的形势下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二是提出教育是基础,不断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提出,“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1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主要领导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就是一项很重要的预防措施,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19。“内化于心”的思想教育要与“外化于行”的制度规范和行为约束只有紧密结合,反腐倡廉教育才会收到实效。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和判断,我国结合党风廉政教育活动,积极开展了各项廉洁自律活动,如禁止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严格限制党政机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坚决反对特权和特殊化,严肃处理和打击走私活动,对领导干部及配偶、子女从事商业活动进行约束,狠刹公款吃喝、挥霍浪费、请客送礼之风,清理违规配备使用小轿车、通信工具、电脑等,规范公费出国、出境旅游。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20。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把教育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首要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把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基础工程来抓,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政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切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以党风带动政风、推动社会风气的好转;要求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和面向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统筹推进,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抗御腐败风险的能力。

 

  三是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行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在查找滋生腐败思想根源的同时,深入剖析权力监督制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21,“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22、“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3等重要论断。坚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不断健全监督检查体制,恢复和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国家审计署、国家预防腐败局、反贪污贿赂局等反腐败机构,不断加大巡视工作力度,加强对派驻纪检监察组织的管理,注重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专门机关的力量,不断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增强权力行使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部署,不断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突出强调办事程序的公开和权力的透明运行,注重运用权力监督和对权力制约,主动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加强执法监察和监督检查,保证政令畅通,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驾护航”;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社务公开,完善办事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四是提出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法制建设是新形势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可靠保证”24。邓小平曾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25,“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26这些重要论述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此后邓小平又提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7 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改革相适应,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逐步形成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战略方针,提出了“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预防”,拓展从源头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新思路。同时为适应改革深入发展变化的需要,提出“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导致腐败现象发生的深层次问题,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根本途径”28,推进了行政审批制度、财政金融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等各项改革,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逐步加快反腐倡廉的国家立法,修订《宪法》,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权利,明确了法律监督机关,将反腐倡廉的内容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并设立了反腐败的专门国家机构,赋予公民参与反腐败的权利。同时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党内规章。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法律法规依据。

 

  五是提出治党务必从严,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就鲜明提出:“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29。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严峻形势,中央提出坚持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并提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新理念;指出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都要反腐败,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反复强调,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不论职务多高,一定要严肃查处,决不手软。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充分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在实践中,反腐败机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拓宽发现腐败的渠道。1988年,全国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公布举报电话,受理群众的检举、揭发和控告。2005年开始,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建立和开通网上举报系统。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开通12388统一举报电话,受理群众对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在反腐败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根据改革发展不同阶段确定反腐败的重点,如1982年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十四大之后,着重查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走私、失职渎职、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等方面的案件,加大对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等领域案件的查处力度;十五大之后,认真查办金融、建筑、海关、人事、司法等领域的案件,贪污贿赂、徇私枉法、买官卖官、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十六大以来,重点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重点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牟取私利的案件,查办官商勾结、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坚持既打“苍蝇”,又打“老虎”,依法惩处了陈希同、王宝森等高级领导干部,对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等“高官”处以极刑。通过严惩腐败分子,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信心。

 

  六是提出反腐倡廉工作要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系统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现实国情出发,我们党始终把反腐倡廉工作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纪检监察工作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坚持两手抓、统筹兼顾,把反腐败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结合起来。各级反腐败机构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把反腐倡廉工作寓于改革、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中,积极支持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纪检监察部门的具体工作中,注意掌握政策、明辨是非,对不同性质的错误区别对待,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和支持干事业的干部,惩处违纪违法、损公肥私的不法分子,保护广大党员干部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反腐倡廉工作紧紧围绕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决策进行安排和部署,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出发点和归宿,如通过推进政企分开、领导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防止权力介入市场;通过查处金融、房地产、招投标等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重大经济损失,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通过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稳定;通过执法检查,提出完善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主动为改革排除制度障碍,弥补制度漏洞,推动改革沿着健康道路发展;通过推动财政金融、干部人事等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和克服妨碍影响和干扰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三、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轴心,

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创新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深深烙上了改革创新的烙印,在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过程中,具体回答了“为什么要反腐倡廉建设”、“怎样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等基本问题,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点:

 

  (一)战略方向上,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推进改革发展大局服务。30年来的反腐倡廉始终围绕如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大局而开展。把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作为党在新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把反腐败作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必然要求和一项重要的政治保障,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大局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努力做到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使反腐倡廉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保驾护航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为30年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在战略意识上,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正确判断反腐倡廉的形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总是根据对国内外形势辩证科学地看待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源,实事求是地承认腐败滋生蔓延的历史性、客观性,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30。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提出:“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31。清醒认识到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将反腐败作为一项关系民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正是基于对腐败形势和反腐败时局的准确全面判断,我们党提出了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在思想认识上始终对腐败的严重性、危害性和治理的迫切性高度一致,成功地实现了从毕其功于一役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方式到与腐败分子展开“持久战”的战略转变,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反腐败沿着法治、科学、透明、规范、民主的正确方向前进。

 

  (三)在战略重点上,始终坚持惩防结合的思路解决腐败难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基本方针,主张和坚持在坚决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发挥思想教育、制度规范、监督制约作用,积极预防腐败的发生,不断健全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腐败形势逐渐变得复杂和严峻,反腐败的手段和方式相应地由单一、简单、分散向多元、全面、系统的方向发展和丰富,从改革初期的整顿党风、查办案件几项工作,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的廉洁自律、办案、纠风,最后扩展到当前的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等六项重点工作,反腐败的视野不断开阔,反腐倡廉的渠道逐步拓宽,廉政生态建设成效逐渐显现。

 

  (四)在战略力量上,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党的领导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提出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先后恢复和设立了纪委、监察、审计、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等专门机构,推进了巡视和纪检监察部门派驻机构等一系列改革,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坚持群众路线,通过加强对信访举报的处理,增强党和群众血肉联系,加大纠风和办案力度,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认真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五)在方法途径上,始终坚持解放思想,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30年来,不断深化行政管理、干部人事、财政、金融、司法、行政审批、投融资、招投标等体制机制改革,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有效地预防腐败的发生。根据反腐败形势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调整和改革廉政监督体制,相继恢复和设立专门监督机构,不断推进巡视和纪检监察部门派驻机构改革,通过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监督职能进一步理顺,监督力度不断增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更加有力和有效。通过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开展监督监察,有效地实现了监督功能的拓展和延伸。

 

  四、以继续解放思想和不断改革创新为法宝,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官贪则政危、官廉则政举”,不管哪个朝代,哪个政府,不能有效反对和遏制腐败都必然垮台,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轨过程中,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在一定范围仍然存在。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放松了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革命意志衰退,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扭曲,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利用转轨时期经济社会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的机会贪污腐败,严重损害了党群和干群关系,严重危害党的执政地位和安全。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西化”、“分化”图谋和野心丝毫没有减退,想方设法与我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不断以腐败问题来诋毁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反腐倡廉实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深化经济社会各项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在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要求的层次和质量越来越高,民主法治观念和公民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反腐倡廉建设不断面临更为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需要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实际出发,不断对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和有益尝试,尽快建立财产申报、重大事项报告、廉政预警和测评等反腐败重大制度和机制,更加充分地发挥反腐倡廉为经济社会改革保驾护航的功能;抓住重点和关键,不断总结和探索各类监督主体的作用特征及功能优势,深入研究多种监督措施手段相互协调、实现功能互补的机制,有效形成监督合力,整体推进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继续推进廉政监督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和整合监督资源,形成更加有利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继续研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取得新成效的途径和方法,不断细化责任分解、强化责任考核、硬化责任追究,使责任制的作用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特别是要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在理论创新中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30年来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反腐倡廉事业不断开拓、取得新的伟大成就的基本方法,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

 

作者:蒋来用,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北京市,100732)

(责任编辑:林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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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 江泽民:《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载《论党的建设》,第1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6.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载《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9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 江泽民:《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载《论党的建设》,第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载《十四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68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 江泽民:《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载《论党的建设》,第1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0. 江泽民:《同国防大学学员座谈时的讲话》,载《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3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1.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3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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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泽民:《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载《论党的建设》,第3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6. 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629~6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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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泽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素质》,载《论党的建设》,第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0.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1.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载《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69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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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1. 江泽民:《同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的上海代表一起议政时的讲话》,载《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3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编者按:“普世价值”一词近年出现的频率渐增,其影响的范围也呈扩展之势。为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实质,更好地把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方向,919我刊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本刊第5期刊发了研讨会的综述,本期再次刊发与这次研讨会相关的8篇文章,以对“普世价值”的含义及其实质、“普世价值”思潮出现的过程、原因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更深入阐释。“普世价值”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西化”、分化图谋的又一拙劣行径,因而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前沿问题。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认识“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危害,有效抵制这种错误思潮。

 

 

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

 

冯虞章

 

当下,“普世价值”之说渐见流行。一些人或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或赞颂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或把所谓儒家经典中的“圣心王意”、“天道性理”奉为“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价值”,似乎就符合世间一切人的利益,凡是世人都应趋而奉之,不应该说“不”了。这就不免使人有些神秘感。更有趣的是,有的人一面把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内容说成是“普世价值”,一面又把所谓“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叫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深入地认识问题,阐明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为什么在历史领域不应侈谈“普世价值”,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援引恩格斯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剖析。杜林鼓吹“永恒道德”论的借口,就是认为存在着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即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和道德领域里的“普世价值”。恩格斯对于杜林所谓存在具有“绝对适用性”的道德原则进行了深刻评析。可以认为,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杜林“永恒道德”论的深入剖析,实际上也为我们今天看待“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由此,也可以进而形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第一,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的。第二,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这是承认价值观、道德观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它的实质,给予其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评价。第三,既不侈谈“普世价值”,又要在实践中通过扬弃吸收历史上和外国有进步作用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有益内容。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虽然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的产物,但首先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因此,我们既否定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永恒道德”、“普世价值”,认为对于道德传统、伦理文化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又强调必须立足于今天新的时代实践,通过扬弃、吸收外国文明优秀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

 

我们讨论“普世价值”问题的意义,在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廓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确立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以有助于更好地揭露在“普世价值”外衣包裹下的错误思潮的实质,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必须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宣扬“普世价值”的典型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强的政治企图。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当作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有的文章把党的十七大强调的解放思想解读为“我们应该追求‘普世价值’”;有的把党的文件中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等,都随心所欲地解释为所谓选择了“普世价值”;有的甚至说“普世价值不应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要转向“普世价值体系”、“拥抱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是同党的基本理论相悖的,也是违背十七大精神的。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

 

   第二,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清除它的影响。所谓“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意识形态化”,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由此出发,必然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用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从而,也就把否定阶级分析的所谓“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奉作“普世价值”。这种观点无疑是很虚伪的。因为“淡化”也好,“去”也好,它要“淡化”和“去”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去”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等原因,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一定范围内较为广泛地存在着,并由于抽象人道主义和“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出现而得到加强。这种“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较之前面剖析的在“普世价值”外衣下的错误思潮,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有其特殊的危害性。这种倾向的蔓延,将会严重危害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主动权,严重危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将严重危害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它会对青年学生的成长产生双重不良效应:一方面,由于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会大大削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崇尚“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青年学生会对各种渠道来的错误思潮缺乏必要的戒备和鉴别力,而受其污染和侵蚀。那种一面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面又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舆论,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并继续加以研究。(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

 

周新城

 

一些人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断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真正是“普世”的,而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这一点,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而我国某些学者却闭着眼睛不承认这一点。可见,他们鼓吹的那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并不真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就是想借口“普世性”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作用。同一种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价值因人而异。这是因为,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脱离社会的个人无法生存。像鲁宾逊那样不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人,只存在于传奇小说里,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产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一样(在阶级社会里就形成不同的阶级),追求的利益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物的价值判断也是不同的。这就是说,价值总是具体的。

 

当然,为了使社会正常运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会形成一些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或者是约定俗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规定的),即存在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但是即使是公认的行为规范,不同的人也赋予不同的内涵。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往往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存在的价值观念中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把它叫做“普世价值”。例如,资产阶级讲民主,无产阶级也讲民主,这两种民主的性质和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有人就把共同点抽象出来,然后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

 

但是,这种抽象的民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从哲学上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脱离了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共性总是与个性结合在一起,总是体现在个性中。人们可以在思维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成概念,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个性的东西。打一个比方,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具体水果(苹果、橘子、梨、香蕉等)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把它概括为水果,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具体的水果,而买不到抽象的水果,因为水果这一概念只存在于具体的水果中。同样,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也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还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在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的同时,强调“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他明确指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不能不区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抽象地谈论民主;更不能说,只要主张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就都是社会主义。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内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价值观念的内容、人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人们赋予同一个价值观念以完全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价值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没有普遍地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的价值。

 

鼓吹“普世价值”,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关系来确定价值的内容,而是倒过来,预先先验地确定了所谓的“普世”的价值观念(这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然后根据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来判断现实社会的是非对错,进而要求按照这些“普世价值”来安排社会关系。他们从来不回答他们所主张的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世价值”是从哪儿来的,仿佛这是人一生下来就必然具有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上帝赋予的,是“天赋人权”。其实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看一看他们“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主义是剖析“普世价值”问题的科学思想武器

 

王一程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总结改革开放30年和下一步应怎样深化改革,特别是应怎样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和主张。“普世价值”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一种并不新鲜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改革主张在这一背景下的又一次顽强表现。早在2005年,流亡美国的敌对分子胡平就在其《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中宣称:“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中共一方面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把民主的公认定义和标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这实际上是否认民主的普适性,也就是否认民主本身”。国内也有一些人声称,“不同的国情,有着同样的民主要求,也要有同样的建设努力。国情性的特色路径,最终是要走向普适的民主”,“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有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实行的民主,有这里所说的普世价值的民主”。近年来还有人宣称:“信仰决定中国的未来”,“不同制度的差别在于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内涵是信仰。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民主的自由制度!这个信仰不是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

 

上述境内外的这些人毫不隐晦地宣扬的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他们刻意将这套东西冒称为所谓“普世价值”或“人类文明主流”,无非是为了增加欺骗性和减少推销阻力。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套鼓吹,事关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事关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必须深入分析其实质,给予其旗帜鲜明的抵制。

 

“普世价值”思潮的出现,与学术界理论界存在的“西化”倾向有直接关系。这种倾向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总结中国经验、对策中国问题时,脱离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要求),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概念、方法和思想话语。例如,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用所谓“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之类似是而非的概念话语,评论我国政府管理的历史和概括改革走向,既不符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管理的历史全貌,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全面要求。这种片面的错误评论和概括不仅在学术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有害于改革实践。最近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缘起于美国的世界“金融海啸”等诸多国内外案例无不说明,政府的服务职能离不开管理、管制职能。把管理、管制与服务对立起来,是新自由主义在相关理论和实践领域发生误导作用的典型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主张中国应该无条件尽快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言论不多见了,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但仍有一些人受西方学术理论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作为标准和最终目标,认为只有渐进演变才能更稳妥、顺利地实现向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的转变。

 

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模式认同为“普世价值”这一现象说明,“西化”政治主张与“西化”学术倾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虽然前者是政治问题,后者是学术问题,两者的界限不可混淆,但有必要注意,不克服后者,前者就有土壤和市场。要克服后者即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仅从政治上批判、揭露其实质和危害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学理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真正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这就需要学术骨干队伍特别是中青年学术骨干,通过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下,敢于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和分析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前沿理论问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

 

“普世价值”问题出现的过程、原因及实质

 

刘书林

 

“普世价值”思潮在我国的泛起有一个过程。200510月,境内外敌对势力和个别自由派知识分子就以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为理论武器,攻击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2007年秋天起,在某些报刊和网站的刻意推动下,“普世价值”观开始扩散、传播。今年又借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和北京举办奥运会、残奥会等机会得以大肆宣扬炒作,误导了很多群众、青年和党政领导干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错误思潮。这种宣扬西方价值的“普世价值”思潮,也引发了学界的较大争论,有许多有识之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站出来研究、批判抵制这种错误思潮。中央有关领导人也明确指出“普世价值”时髦说法的错误本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近期相继刊登转载清华大学冯虞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深入剖析批判“普世价值”错误观点的文章。

 

当前思想舆论界争论的“普世价值”问题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问题。“普世价值”思潮的政治实质是企图改变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方向,按所谓“普世价值”即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思想上的指向,是企图废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为圭臬,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经济制度方面,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企图釜底抽薪,搞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迎合西方敌对势力,支持配合藏独、台独等分裂势力,站在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对立面上。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是非,揭示“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实质,抵制和制止“普世价值”思潮的泛滥。

 

“普世价值”思潮的流行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出现的一种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现象,国内因素起主要作用,国际影响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长久以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淡化意识形态,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在面对国内外出现的复杂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时,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辨不清方向,看不清本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也卷进去参与对错误观点主张的推波助澜。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忽视用阶级分析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没有过时,今天仍然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复杂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一把钥匙,丢弃了这一科学理论武器,就等于自我解除思想武装,丢掉自己应有的思想立场,丧失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辨别是非真伪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普世价值”思潮的出现甚至一度泛滥,与一些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忽视甚至放弃了阶级分析方法,看不清“普世价值”的政治本质,是有直接关系的。(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如何认识“民主普适论”的实质?

 

陈红太

 

“普世价值”思潮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主要就是宣扬“民主普适论”。这种论调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学界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也不是以自由宪政为主导价值和制度模式的主流话语,“民主普适论”主要是西方政界推行“人权外交”和“民主制度输出”的一种国家安全和扩张战略。

 

如何认识“民主普适论”的实质?民主是不是仅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观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从观念层面可以承认民主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实际上人们所讨论的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而是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制度从雅典城邦时期就已经存在。从19世纪开始经自由主义改造的“代议民主制度”被西方普遍接受,到上个世纪以来更成为全世界的一种制度时尚。民主既然不是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抽象的概念,那就不能仅仅在抽象的概念层面进行讨论,而应该放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和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讨论。不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组织体追求的民主的不同价值定位和功能来讨论民主问题,不从民主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的视角理解民主问题,这样的民主问题讨论其意义在哪里呢?但“民主普适论”的玄机就在这里。貌似抽象地讨论民主问题,实际在这种讨论的背后,有一种非常具体和实在的价值导向和制度模式暗含在里面。因为既然是“普世主义”,总要有一种被较为普遍接受的制度模式,那么什么制度模式在世界民主发展进程中居于强势地位呢?很明显,这种具有强势地位的制度模式就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以欧美民主制度模式为样板。所以,“民主普适论”实质是政治全球化的一种思潮,是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政治层面的一种必然反映。“民主普适论”的客观效用是拷问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质。你搞的这一套,与世界普遍认同的欧美民主模式不同,所以按欧美的一般的民主标准,你这个制度不符合民主要求,是属于不民主或专制体制的国家制度。有人写书论证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而大多西方学者也把我国分类在“专制国家”行列。这是某些人宣扬“民主普适论”真正的实质和玄机。

 

   “民主普适论”与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趋向和要素关系不相符合。我国政治制度的实质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的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坚持已经被实践证明取得成功的制度模式。“民主普适论”的主张不能够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法制化建设的实践需要,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认识“普世价值”问题应注意区分几个层面

 

郝立新

 

近一段时间来,“普世价值”一词频频出现在报刊、网络上,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存在殊异甚至对立的观点。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普世价值”的概念和用此概念表达的相关思想?我认为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应注意区分目前使用“普世价值”概念的几种情况。

 

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存在着大众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从大众话语层面看,“普世价值”这个词先是由学者们推出去的,然后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体的话语。比如讲到乐于助人,对残疾人的关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些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一些作者便用“普世价值”来表达这些比较带有共识性的观念、情感或行为。

 

从学术话语层面看,有学者在讨论“普世价值”问题时,不一定有什么政治意图,而主要是从学术角度加以讨论。在宗教理论、道德理论、政治理论中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出现过与“普世价值”相同或相似的概念或思想。人们往往是在有限的意义上使用“普世价值”的概念或表述的,从语义上说,“普世”(Universal,或cosmopolitan)的含义一是指全体的、普遍的或普遍适用的,二是指世界性的、无民族界限或无国界的。对“价值”概念的使用往往也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二是指某种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普世”是在有限和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应然的含义,而非现实中的真实写照;“价值”本身也是具体的、相对的,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需求,不同的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关系,不同的价值评价主体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

 

我认为,不应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方法,不存在抽象的“普世价值”,即不存在绝对的、永恒的、普天之下皆认同的价值观念。但是,我们也不一般地或抽象地否认在特定场合或条件下使用“普世价值”来表达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共识、国际共识。在全人类范围或全世界范围,人们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时,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全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困境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带有国际性或世界性的普遍共识;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人们会普遍地要求讲公德或共同遵守某种行为规范。但要清楚地看到,“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极为模糊和抽象的特点,缺乏科学性、明晰性,严肃的学者一般很少用这样的字眼来表征社会现实中的具体的共同的理念或价值观念。

 

第三个层面就是政治话语层面。我觉得现在需要警惕和重视的就是在政治层面上宣扬抽象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问题在政治层面上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也有很大的迷惑性。现在一些人“挂羊头卖狗肉”,借“普世价值”,大谈普遍的民主、抽象的民主,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旗帜鲜明,要认清“普世价值”问题的实质。用“普世”来界定某种“价值”,如民主、自由等,来指谓、表达一种政治诉求,在学理上存在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缺乏事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普遍性、共性、一般性的存在,也不否认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共同的认识和理念,但明确否认存在着适合于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谓价值及其观念。可能有人会问: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政治价值,难道不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吗?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看,这些概念()具有普遍性、共性、一般性,但是其内涵()却是特殊的、个别的、具体的,是因人、因阶层、因阶级、因民族、因国家、因时代而异的。正是在具体内容不同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根本不存在“普世”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政治价值。

 

在教学和宣传方面,我们应对“普世价值”问题时,要在理论上站得住,能说服人,恐怕要从这几个层面讲清楚。现在有一些学者和媒体借抗震救灾和举办奥运的时机宣扬“普世价值”,似乎天下已经大同了,哪有这回事!我们在面向大众的宣传中,应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民族精神就讲民族精神,是国际上的无私援助就讲无私援助,是奥林匹克精神就讲奥林匹克精神,而不应点缀一些高深莫测、华而不实、似是而非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中应鼓励百家争鸣,允许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交锋。对在政治上用“普世价值”来推行西方价值观念、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企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反对。对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人类生存延续和人际关系领域,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客观存在着某些由人类生理属性和自然进化规律决定的人类共有的需要以及与此形成的相通规则。例如,当代世界日益凸显的资源利用、大气污染和生态环境危机,就是需要全球各国各地政府和人民共同应对的问题。但事实证明,即便这类属于人类世界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问题,由于人类社会远未进入无两极分化、无阶级对立、无国家利益矛盾的“大同世界”时代,要形成合乎人类共同需要的应对规则也是十分困难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要研究和警惕“普世价值”思潮

 

郑一明

 

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三个层面:一是纯粹学术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有学者做此类课题研究。他们主要是从儒家发展,从四小龙经济成功,从儒家的价值观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接轨的角度来从事研究,因而这里的“普世价值”主要是指中国的儒学或者说新儒家。这个层面的讨论当时限于学术界或者内部的课题研究。第二个层面则是触及政治领域的探讨。这个层面的讨论显得既活跃又激烈,一些人已经把“普世价值”明确定义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有的学者甚至还撰文提出,“自由、民主、博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在这里开始”。第三个层面是一些媒体借抗震救灾将这一问题引到生活中去,引起了大众的讨论,也误导了一些群众。从目前的情况看,“普世价值”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而是一个关涉中国政治走向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研究和警惕这种思潮的进一步泛滥。

 

人类历史发展已经经历过多个社会形态。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恰恰是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其中有两个大的价值体系,一个是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具有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特征的价值体系,它体现为“仁、义、礼、智、信”这种高度的价值观概括。另一种是后来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所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从它们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和形成而言,从它们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来讲,这些价值观与价值体系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不具有“普世价值”,而且它们都表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明确的。当前,一些人将西方的这套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并主张将其运用于中国。如果完全按这一套东西来构筑未来中国,其结果也就是“西化”中国。另一些人则提出儒家的那套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是“普世”的,因此,他们认为,未来中国的走向应该按照新儒家的“普世价值”来设定。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要“儒化”中国。应该讲,在当前对“普世价值”的批评中,主要要警惕的是这两种倾向。

 

今天,我们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价值问题上,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大力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宣传、弘扬和践行、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也只有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应对好“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和问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普世价值”是个伪命题

 

汪亭友

 

继民主社会主义能否救中国之后,“普世价值”问题近来又成为一些人热议的话题。“普世价值”借用了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所使用的“普世”概念,被一些人引申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的“普世”涵义。把“普世”与“价值”连到一起,意指世界上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所谓的“普世价值”。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具有普遍性而永恒存在的“普世价值”呢?从哲学上来讲,所谓价值,就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或意义。根据这个概念,客体对主体是否有效用或意义,是由主体进行主观判断的结果,是依据主体的好恶来决定的。这个判断的主体自然是人。既然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判断,这里的“价值”应是指价值观。时下一些人所讲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指的是“普世价值”观。而价值观显然是观念或理念的范畴,属于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释,观念或理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抽象存在的,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并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所决定。在私有制社会里,作为价值判断的主体的人,受其经济地位所决定而带有阶级性。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人总要隶属于某个阶级。不同的阶级对同一客体的主观判断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或对立的。

 

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劳资和谐。他们谎称劳方与资方也存在一致的利益,双方共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内。只要劳资双方各做让步,关系协调,就能实现互利互赢,共生共荣。而无产阶级自然是要反对这样的“和谐”观的。因为它根本否定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抹杀资本家与工人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性,其实质是欺骗无产阶级放弃革命,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872年,恩格斯在他发表的《论住宅》这篇著作中,就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劳资和谐的谎言,他说:“关于劳资和谐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讲了50年了,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通过设立模范设施来证明这种和谐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50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因此,在有阶级与宗教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对具体的价值认同与评判有很大的差异,自然也就没有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普世价值”或“普世价值”观其实是虚假的概念,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再看看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人的言论,也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其实,一些人所讲的“普世价值”只是一个泛称,好比一顶帽子。在“普世价值”这项帽子底下,还有具体的东西。如他们所讲,不外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人道、人权、宪政等价值观念或理念。而无论是自由、民主、平等,还是公正、人道、人权,在现实社会里哪一样都不是普世的。在阶级社会里,它们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阶级性的。

 

以民主为例。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民主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虽然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可以相互借鉴甚至效仿。但这没有也不可能抹杀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本质区别。因此,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或者“普世民主”。有的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语汇里,总是要讲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要讲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这些民主前面的限定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点明了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本质。所以,邓小平也讲,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

 

不仅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普世”的、“永恒”的民主,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没有什么超越时空、不分国界的“普世”民主。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届总统把向世界推广民主与自由当作己任。然而这个西方世界的民主“样板”,远的不说,单说在冷战后,又干了哪件令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民主”事情了呢?相反,世界人民越来越看清美国的真面目。为建立世界霸权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从来没有停止向别国兜售自己的价值观,现在又将这种行为包装上“普世价值”的华丽外衣。如果你拒绝它的价值观,轻则说你不民主、独裁、专制,重则动用武力,用刺刀输出民主,或搞“颜色革命”推翻现政权。冷战后由美国策动或干预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越来越暴露了其帝国主义本质,也教育了越来越多的人。

 

然而国内某些媒体上和某些人却无视事实,模糊是非。他们不仅称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等是“普世价值”,而且还认为,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必要区分姓“资”姓“社”。有人甚至还喊出“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的口号,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所谓的“主流观念”接轨。还有些人甚至荒唐地把我们伟大的抗震救灾的精神与行动,解读成“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不知道我们的国家何时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有过“普世价值的承诺”。从一些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他们宣扬所谓“普世价值”、鼓吹所谓“宪政改革”,实质还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解释价值观必然具有的历史性、阶级性,彻底拆穿“普世价值”的谎言,才能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免遭错误思潮的误导和破坏,从而更好更快地前进。(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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